徐悲鸿历史主题绘画与民族审美精神的建构

　　20 世纪是拓展写实绘画时期，在以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的创作方面，成为这一阶段最具表现活力的艺术载体。像徐悲鸿先生大量的人物画创作，就是通过运用油画与中国画这二种表现形式的结合，深刻揭示了那些能够反映中华民族审美精神的绘画主题。故他的这一意义深远的艺术实践，加快了本世纪写实人物画艺术的表现进程。

　　（一）

　　传统人物画作品之一《韩熙载夜宴图》，是一幅反映社会生活最具表现活力的人物画巨作。之后林林总总零零星星的人物画，已不复初创时期的生机。故一部绵绵不断的绘画史，渐渐被那些尤能体现文人画写意元素的花鸟山水笔墨所取代。于是，形成于唐代辉煌的人物画卷不再，只专以摹仿前人画法之能事，苟延残喘地维续这一切。而 20 世纪那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同样强化了文化艺术的创新力度。中国画也进入到艺术变革阶段，其中以一批留洋学子融合中西绘画艺术的大踏步探索，最为引人注目。徐悲鸿站在写实艺术角度，反映表现当代人物画的创作进程，可概括为：以人们熟悉的众多文学历史内容作为创作主题和素材，借以表达画家胸中涌动着对国家命运的悲戚忧怀之情，进而阐述作为写实人物画，应一如既往弘扬“成教化、助人伦”的审美教化功能。无论历史题材巨幅创作《田横五百士》，表现并构就的一股悲壮豪迈的艺术情感，还是以“愚公移山”精神比喻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最终赶走日本侵略者的神话典故《愚公移山》等不同画幅，徐悲鸿先生总是站在当代人物画创作的艺术高度，取精用宏，以一种有别于浅薄画风而又充满艺术生机的表现面貌出现。比如在腥风血雨中到处是动荡不已的现状下，不少画家还在不厌其烦地重复那些毫无现实意义、更无表现活力的高士佳人题材圈子中，似乎这一场关系到国恨家仇的民族战争，与他们个人的命运毫无相关。

　　面对这一现状，徐悲鸿先生及时创作了一幅幅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写实人物画。故这些倾其一生表现完成的一系列充满爱国主义情操和民族绘画精神的主题创作，具有相当的现实主义表现意义，如同给濒危的中国社会以一方猛药，唤起人们的精神斗志。

　　徐悲鸿先生运用西方油画的写实技法，尝试表现那些取材于中国古代文学历史题材内容的一幅幅油画创作，比如《田横五百士》等，无疑是展示中国现实主义绘画创作历程的重要一笔。就我们所了解，中国画家在运用西方技法画民族题材这一探索，应该是从徐悲鸿先生开始的，而之前，还不曾有过这样的尝试，并形成创作经验，已示后人。由于这样大胆独具一格的艺术探索，徐悲鸿先生把他对历史主题绘画表现的独到眼光和所反映的现实审美意义，深刻而厚重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不是一般化的唯美——那种对传统空灵净雅审美语言的简单重复，同样，也不是唯西方历史题材画中常有的那种戏剧性效果的直接演绎。徐悲鸿先生在创作《田横五百士》，铸就的是一种象征中华民族文化的人格精神，他选择的人物动态语言，似乎在延续着“约大气”的审美精神语言——一种接近于汉唐画像砖那种朴拙粗厚的造型样式。虽然，徐悲鸿先生有着坚实的写实造型基础——这从他一幅幅留法人体画写生功力之深厚可见一斑，但人们从他对造型审美的看法，觉察到另一种不同一般的艺术观察态度——对“宁拙勿巧，宁方勿圆”这一朴素不过又深深蕴藏于中国传统哲学精髓的坚守。倘若只是简单把习作写生的基本功，就直接套之于主题绘画创作，那是对艺术认识过于的简单和表面化。所以，我们通过他一系列习作写生的人物动态与历史画创作中的人物形态样式，做个比较，就能清晰感觉到这种造型变化处理上的力度所在。

　　徐悲鸿《田横五百士》。上海市徐悲鸿艺术研究协会供图。

　　在大量西方绘画作品中，那些为了更好地衬托画面戏剧效果，比如细致复杂的明暗光影，如伦勃郎的《夜巡》，德拉克罗瓦的《希阿岛屠杀》，大卫的《三兄弟的宣誓》等等，却在徐悲鸿《田横五百士》等画面看不到这样的表现，难道是他没有这种模仿和借鉴的能力吗？不，是他有意不为之——因为徐悲鸿先生完全站在对东方民族绘画精神理解的层面上，去准确把握这种不同构思所在。除了脸部结构要表现出神形之处，而关系到画面气氛的人物服饰与环境道具，以及远处的背景天空，却多以大面积单纯的黑白灰处理，取中国画黑白的审美架构表现。因而我们看到了一种东方文化审美精髓最重要一点——单纯丰富中寓肃穆深沉的意境。使徐悲鸿先生在表现这一历史人物事件的创作方法上，虽然运用油画这一表现语言，却透出东方绘画精神中的一种意境——这一艺术特质，是完全不同于西画重戏剧效果的另一种艺术气氛，因而它远离了西方那些描画骚动刺激的感官，更着重于画面意境的艺术感染力——这正好体现了民族绘画注重精神表现的特别之处。

　　摒弃对明暗光影琐碎的描绘，立足于东方式的黑白灰视觉布局的刻画，这些都是徐悲鸿个人身上一种特有的民族审美趣向的具体反映，包括用色上也尽显中国画色彩的艺术主张。在《田横五百士》画面中，呈现的是那种反映了东方色彩美学的特质，无不强调了作品整体的主题思想，着力表现了田横与五百士不畏强暴，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悲壮而豪迈的英雄气慨，全画渲染了一种如“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兮一去不复返”的悲壮气氛，所以色调上是“冷”的，是一种被画家审美思想主观凝固在作品上的“冷”，人们不妨与盛行于 17、18 至 19 世纪西方古典油画色彩作个比较，无论浪漫主义时期的油画，还是古典主义绘画，大多历史主题创作，在色彩布局上都有一种华丽高贵的艺术气氛，而徐悲鸿则不然。他对色彩的认识一直有自己的坚持和主张，即不会因学了西画技法，就在反映本民族历史内容的创作上一味地洋化，从而丧失本民族艺术的精神内涵和表现特点。

　　（二）

　　举凡历史题材绘画，在艺术表现每一个阶段都有其重要的一笔。从它以一种迥然不同的创作面目出现在艺术史上，便常常为一些创作水平较高的画家所青睐。同时，一部分画家因为在这一绘画领域的独特表现，和创作出不朽的巨幅画面，使之名垂青史，西方艺术史是这样，中国绘画史也是这样。一方面，是选择一个历史事件而不是某一瞬间画面，这在内容表现上就存在着巨大的差别，那么在素材收集上，甚至还须对当时所发生这一历史事件相关的人物、道具及环境作出近乎历史学家考查的那般严谨，才可能细致准确地反映原有的面孔。唯有投入大量时间去搜集资料，才能使每一个阶段的构思，永远处在一种深入再深入的状态。这与那些一挥而就或靠短时间的情感爆发，迅疾形成的大量即兴式创作，其艺术表现的深刻性有天壤之别。

　　另一方面，历史画创作往往因为要尽可能忠实于题材本身的真实性这一面，使得一些历史画构思，只能满足或停留于画面细节的罗列以及表层的一般性效果呈现的描绘。类似的情形，使得这一部分创作，并没有对人类社会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力，最终只是一般性陈列在博物馆或公共场所。还有，一个画家一生的历史画创作也会有不同的轨迹出现，它们能够产生形成不同的社会效果。如 19 世纪法国油画大师德拉克罗瓦的巨幅创作——《自由引导人民》一画，因其鲜明的表现主题和贯穿于整个画面中心思想的构思立意，主题思想更加深刻。故其在艺术史的影响力，经久不衰。

　　徐悲鸿先生留欧期间，经常留连于收藏历代油画名作的各大博物馆如卢浮宫、奥赛等，通过遍寻历代名画去研究油画技法，这为他日后回国从事主题绘画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艺术目光深邃的他，加之自身良好的文化素养（徐悲鸿有很好的国学基础，这是当下画家所不具备的），特别是当他处在国家危难的时候，就积极投身于各种救国救亡运动。如在新加坡义卖自己创作的作品，所得款项全部捐献抗日前线，以及激赏创作出《流民图》这一不朽主题画的作者蒋兆和，并力荐其到中央大学任教。这一个个举措，无不反映了徐悲鸿先生一身的爱国主义情操和民族精神的人格魅力。他画群马，似乎也把动物那健壮的身躯和一马平川的气势拟人化，就像他在画人物画给予了作品深刻的思想主题一样，一扫传统绘画用细线描画的马（如赵松雪《秋郊饮马图》画面上马的形态），如此的柔弱纤细。于是，在他笔下那一匹匹骏马，如同一个个奔赴战场与日寇拼杀的战士，为民生为社会疾驰于崎岖的大道上。如创作于 1940 年 5 月的《群马》，就是他在听到鄂北抗日大捷后而豪兴勃发的欣喜之作。

　　徐悲鸿先生主题创作中的另一幅较为重要的油画作品《徯我后》，是在为日本侵略者发动 9.18 事件后大举入侵我东北三省而创作的。全画色调沉郁，人物形象表情悲愤，内心茫然。反映了画家满腔义愤的内心情感。画家一笔笔的有力塑造，从中表达了对东三省人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悲愤之情。它可与《田横五百士》一起，展现了画家运用油画这一外来画种表现中国历史典故的成功范例，开 20 世纪中国写实油画之风。显然，他不同于当时某些画家，只满足于画瓶花果蔬之类或只作人物肖像的简单图解，而是立足于对现实社会的深刻感应，表现了一位当代油画大师的为人生而作，为社会而歌的胸襟胆识，也使他从众多画家中脱颖而出，具备了一位引领 20 世纪中国写实主义绘画发展气势的领军人物。

　　在融合中西绘画艺术探索道路上，徐悲鸿先生不仅创作了诸多反映现实情怀的油画风格的历史题材创作，还致力于以写意手法表现。如创作于 1938 年的巨幅人物题材《愚公移山》，就是一幅希望我抗日军民以“愚公移山”之精神艰苦奋斗，去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主题创作。作品寓意深刻，在取得内容与形式表现手法高度一致上，徐悲鸿先生抛弃了传统高古游丝描的画法，大量运用汉画砖那种斑驳干裂的战笔描绘形式，艺术地表现了几位挖山不止北方汉子厚实健壮的体魄。这一效果的体现，一是，得益于长期写生积累形成了坚实厚重的人物造型风格；二是，正如他所认为的“人物画的兴败是一个民族盛衰的象征”，有感于国难当头下中国人长期被外人讥笑为“东亚病夫”这一痛苦不堪的现状，徐悲鸿有意在人物画面上，赋予国人健壮的体格，是否有他寄厚望于中华民族，能早日强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个人情感的深刻一面？

　　总之，徐悲鸿先生在他“也非常重视从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汲取灵感，纵情抒写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可歌可泣的伟大精神”的历史画主题创作道路上，通过这一系列创作，形成了这些以表现国家命运与人民情感紧密相联的旷世之作。在 20 世纪初那种认为“中国画不能反映现实，无论是历史故事，现实生活还是突发政治事件，……中国画都不擅长”，而“徐悲鸿则专门强调人物画的重要性，强调历史故事和现实题材的创作”倘若没有徐先生率先垂范地在反映现实绘画创作方面，迈出坚实有力的一步，那么，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那类与表现才子佳人的传统人物画完全拉开距离，更具艺术震撼力的写实绘画，尤其是历史主题创作上，还不知路在何方？“吾国因抗战而使写实主义抬头。从此东西美术，前途坦荡，……在吾国未来社会，将视为生活所需之营养，必不为人漠不关心，乃不佞所断言也。正如徐悲鸿先生深有感触的那样，今天，作为反映一个民族命运兴衰内容的主题画创作形式，仍展现出旺盛的艺术表现力。

　　进入 21 世纪，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于是，在人们精神生活的空间里，也相应有各种变化。它需要以丰富的艺术形式及不同审美内涵的美术作品，特别是通过在催人奋发中感受一种中华民族精神的主题绘画创作，来反映这一深刻的时代变革和人们的精神世界。正如徐悲鸿先生在他一生创作道路上表现出来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操一样，这样的写实艺术将为世人所欣赏，其画面所折射出的人格魅力，将为世人所敬仰。

　　（编者注：作者潘丰泉，男，福建泉州人，1981 年 1 月毕业于福建工艺美术学校雕塑专业，1987 年 7 月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人物画专业。现为中国美协会员，厦门大学教授、中国画专业硕士生导师。著有专著及论文多篇，荣获《新世纪第二届徐悲鸿学术研讨会》论文金奖。编者稍作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