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对中国版画事业的巨大贡献

　　2015年7月19日，是徐悲鸿大师诞辰120周年，上海市徐悲鸿艺术研究协会于7月18日举办了研讨会。与会同仁从不同方面，对徐悲鸿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艺术成就进行了研讨。特别是80岁高龄的著名版画家董连宝先生，更是从徐悲鸿大师与中国版画事业发展的方向，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徐悲鸿对中国版画事业的巨大贡献，获得极大赞誉。（文章采用第一人称）

　　徐悲鸿先生是一位享誉国际的艺术大师，他是我国集艺术创作、美学理论、教育思想，爱国主义于一身的伟大丰碑。他留给我们的精神是永垂不朽的。他的光辉事迹深刻地教育了我国几代广大的艺术工作者……今年适逢徐悲鸿大师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作为一名木刻工作者，我想借此机会记述一些徐悲鸿和鲁迅先生的友谊、合作，对中国新兴木刻运动中作者的支持、点赞及教导……

　　

　　董连宝《钢铁之城》版画。上海市徐悲鸿艺术研究协会供图。

　　在这里让我简述一下鲁迅和新兴木刻运动的兴起……我国新兴木刻运动从一九三一年至今已有八十四年历史了，它经历了抗日战争时期、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锻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又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时期，在党的领导和鲁迅精神的指导下，广大版画（木刻）作者奋发努力、不断开拓、创作出宏大的史诗画卷，为中国美术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这一历史篇章，正是鲁迅先生在上海呕心沥血开创的成果。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先生在繁忙的文学战斗中抽出宝贵的时间竭力提倡木刻。一九二九年，鲁迅与柔石等以“朝花社”的名义出版《艺苑朝花》四本，即：《近代木刻选集》（一）《露谷虹儿画选》、《近代木刻选集》（二）《比亚兹莱画选》。一九三〇年二月又编印《新俄画选》，作为“艺苑朝花”第五辑出版，内容为苏联木刻十二幅。其中《近代木刻选集》一、二两集，是我国最早出现英、法、美、日的创作木刻画册，也是鲁迅向木刻青年介绍创作木刻的开始，也是木刻青年提出创作要求的先声。他在《新俄画选》小引中说：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

　　由此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鲁迅在上海长春路日本语学校，为当时爱好木刻的青年举办木刻讲习会，请日本的美术教师内山嘉吉主讲创作木刻的技法知识，鲁迅亲自主持并当翻译。参加讲习的学员有陈广、陈铁耕、江丰、黄山定、李岫石、顾鸿干、郑启凡、钟步青、乐以韵、苗勃然、倪焕之、胡仲明、郑川谷十三人。（后人把这一木刻讲习会的开讲日定为我国新兴木刻运动的起始日）

　　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六年间，上海良友出版了比利时木刻家表绥莱勒的木刻集，其中《一个人的受难》是一部最突出革命性的木刻连环画，鲁迅为这本木刻集写了感人的序言。他又通过国际友人以中国宣纸与苏联木刻家作交换，将交换得来的版画作品自费出版《引玉集》。这些画集的出版和国内各地木刻团体的成长，对当年新兴的木刻创作影响极大。各地木刻青年们不时以木刻新作寄给鲁迅，面对这一丰硕成果，鲁迅为此特别高兴，除把这些木刻作品推荐给文学刊物外，还介绍到外国进步艺坛。到一九三四年，鲁迅选用其中八名作者的二十四幅作品编成《木刻纪程》，当时他感到创作木刻经过四、五年的奋斗，“中国的木刻已经像样起来了”。他在画集的《小引》中对新兴木刻的发展道路作了精辟的阐述：“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鼓励木刻青年’都不断地奋发，使木刻能一程一程地向前走。”

　　早在一九三〇年鲁迅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出版了当年德国青年木刻家凯尔、梅斐而著的小说《土敏土》所作的木刻插图：强烈的黑白、犀利的刀法、塑造的生动人物，这对我国初期的木刻曾有过明显的影响。

　　德国女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是现代美术史上最早以自己的作品反映无产阶级生活和斗争的版画家之一。一九三一年春，鲁迅就托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去信求购珂勒惠支的版画（木刻）原作，当年五月及七月先后收到珂勒的木刻原作共二十二幅。到一九三五年鲁迅在肺病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又着手编印《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他为画集写了《序目》，详细介绍了珂勒惠支的生平和作品的社会影响，并对二十一幅作品作了详细说明。该画集图版由北京故宫博物院印刷厂制版，宣纸珂罗版精印。为防止出错，鲁迅先生冒着一九三六年上海的酷暑，他把精印的画页搬运回家，发动全家把画页一叠叠地摊在地板上，一张一张地编排次序，每张夹上衬纸，归纳为一本一本，然后送装订坊装订成册。鲁迅就是这样忍着严重的肺病蹲在地板上，不顾病情，为扶持新兴的木刻事业而忘我地劳动着，实在是真正做到了呕心沥血的境界了。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出版后，在我国革命美术运动中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可以说几乎所有进步木刻青年作者，无论是创作或是表现技法，都受过珂勒惠支的良好影响。为了向木刻青年介绍国外的多种木刻技法，鲁迅除了在上海多次编印木刻画册以外，还多次筹措举办版画展览会。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上海，进步的美术青年在政治上随时都会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迫害，在创作上又受着资产阶级艺术的冲击，木刻社团承受着政治和创作上的双重压迫，但木刻青年还是在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指引下坚持奋斗，举办画展，出版画册，开展木刻运动。

　　当年木刻作者所关心的必然是与当时人民大众所关心的抗战救亡、反帝反封建的要求相一致的。木刻创作便成为革命战斗的一种轻武器，鲁迅在一些评论文章中称其为匕首和投枪。当时木刻题材上的开拓，对整个美术创作领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巨大影响和带头示范的作用。

　　在鲁迅的关怀下，广州的现代版画会举办的《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于一九三六年七月首次在广州图书馆开幕，展出作品五百九十幅，十月二日移展于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九楼展出。十月八日鲁迅扶病到现场参观，并与木刻青年作者座谈木刻创作问题。参加的有陈烟桥、黄新波、曹白、林夫、吴渤等。交谈时由沙飞拍下照片数张，未料这竟是鲁迅先生生前的最后留影，也是鲁迅与新兴木刻运动中流传最广的照片。

　　数日后，鲁迅在访友归途受了风寒，大病突发，竟于十月十九日病逝于上海寓所。鲁迅的逝世，在上海的木刻青年万分悲痛，先后奔赴大陆新村鲁迅寓所和万国殡仪馆瞻仰遗容、参加治丧殓仪和送葬行列。上海的木刻青年痛失导师，同时深感责任更为重大，力群、江丰、陈烟桥、马达、野夫、曹白、王新波等三十余人，发起组织上海木刻作者协会，于当年八月成立，并发表宣言：“中国新兴木刻在黑暗与污浊中发芽，在污蔑与冷潮里抽苗，在屠杀与残踏之下壮大……我们有立刻携手的必要……来增加我们的力量，来一起推动中国的木刻运动，来与黑暗和强暴相博斗。”此外，南昌、保定、重庆、厦门等地成立了地区性木刻社团，壮大了木刻队伍，在各地开辟前进的道路。直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鲁迅精心培育起来的木刻青年纷纷奔赴全国各地，参加抗战救亡的行列，以木刻为武器经历了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在严酷的考验和锻炼中成长，发挥版画艺术的特长，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无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逐渐走向成熟，创造了新兴版画普及和发展的新阶段……。

　　新兴版画自鲁迅先生创建以来，就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无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版画家总是站在时代的前列，关心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创作出大量发人深思、摧人奋进、令人喜爱的作品，在社会上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为时代留下富有历史意义的画卷。

　　作为上海市徐悲鸿艺术研究协会的一员，近年来在研读关于徐悲鸿大师的若干纪念文集中，逐渐了解到徐悲鸿先生曾对鲁迅先生所创导的新兴木刻运动，作过不懈的长期支持和鼎力扶持，可说居功至伟。

　　据记载一九一七年徐悲鸿先生留学日本研究美术，一九一八年归国后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同年十二月经人介绍他与鲁迅先生晤面相识，是年《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鲁迅作品《狂人日记》。这年徐悲鸿二十三岁，鲁迅三十八岁。次年五月徐悲鸿先生赴法国勤工俭学，经历了长达七年的留学生涯，一九二七年从欧洲回国。一九二八年徐悲鸿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授兼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与田汉、欧阳予倩等共同推行现实主义于上海。

　　徐悲鸿先生在法留学期间师从达仰先生，油画和素描技巧大进，创作了大量油画、中国画的作品，在国外已不断开个人画展，声名鹊起，深受法国沙龙的好评。归国后一九二九年（三十四岁）就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及南京中央艺术学院系主任、教授。

　　在我国现代美术史上，是徐悲鸿先生首先把中国绘画介绍推荐到国外去办展览之人。一九三三年应巴黎国立美术馆邀请，徐悲鸿前往法国举办中国近代美术展览，同年又在德国法兰克福、比利时布鲁塞尔、意大利米兰举行中国绘画展览。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欧洲人民普遍关心中国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徐悲鸿把具有优秀传统和民族特色的中国绘画作品带到国外展出，引起了欧洲人们的很大重视，当时当地各杂志、报刊评论文章不下三、四百篇之多。与此同时，英国、苏联也致电邀请。但在国内，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破坏，一些革命的木刻社团被封闭，许多从事革命文艺创作的青年被逮捕，遭杀害。然而在欧洲这两支（国内、国外）不期而遇了。这是指由徐悲鸿先生在一九三四年带往巴黎的《中国革命美术展览会》在巴黎展出开幕了，而这一展览会的作品恰是鲁迅、宋庆龄等悉心收集提供的。法国《共产党人道报》对该展览曾撰文赞扬。

　　一九三四年五月徐悲鸿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将《中国革命美术展览》移位莫斯科。到达苏联后，受到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的热烈欢迎。《中国革命美术展览》后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展出，盛况空前。苏联人民、苏联艺术家对中国人民有着诚挚友好的感情，对中国的民族绘画和革命木刻以热烈的赞扬。展出期间，徐悲鸿和不少苏联艺术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苏联雕刻家梅尔科洛夫把亲手制作的列宁面模和托尔斯泰面模赠送给徐悲鸿，并说这两个面模除了我自己保留一份之外，世界上就只有你一份了。足可见其情谊之深重也。在苏联，徐悲鸿还作了中国古今艺术之变迁的报告。同年春夏之间，在莫斯科举行了两国艺术品交换典礼。徐悲鸿热情地邀请苏联艺术家来中国举行近代美术展览会。

　　后来鲁迅先生写给陈烟桥（当年的木刻青年）的信中曾提及：“一位美国人告诉我，他从一个法国人那里听来，我们的绘画与木刻在巴黎很成功，又从苏联人那听来这些作品又在莫斯科展览，评论很好云云。”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信中所提“我们的绘画”即徐悲鸿带到法国及苏联的中国画和木刻，对于中国画和革命木刻在国外的展出情况，鲁迅先生一直很关心，同年七月十二日他在致陈铁耕（青年木刻作者）信中，又写道“木刻在法、俄听说已展过，评论不坏，但得不到详细的消息。”

　　访问归来，徐悲鸿撰文赞扬苏联：“悲鸿在苏联最深刻之印象乃无失业之人，亦无失业艺术家，而艺术家忠于艺术。”徐悲鸿还积极筹组中苏文化协会。在鲁迅先生和徐悲鸿等人的热忱支持下，一九三六年《苏联版画展览会》得以在南京、上海举行展览。鲁迅先生在《记苏联版画展览会》一文中说：“倘没有十月革命，这些作品不但不能和我们见面，也未必会得出现的。”又说：“他令人觉得一种震动，这震动恰如用坚实的步伐，一步一步，踏着坚实的广大的黑土地进行建设的路的大队友军的足音。”

　　徐悲鸿苏联之行，在思想和生活上都受到了极大的振奋，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前途。苏联版画在南京、上海的展出受到了反动派和帮闲文人的攻击和污蔑。但是受到鲁迅先生的高度赞扬：“这些介绍者，都并非有所谓可怕的政治倾向的人，但决不幸灾乐祸，因此看到邻人的平和和繁荣，也就非常高兴，并且将这高兴来分给中国人，我以为为中国和苏联两国起见，这现象是极好的，一面是真想为我们所知道，得到了解；一面是不再误解，而且证明了我们中国确有许多‘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必说真话的人们。”（《记苏联版画展览会》）

　　作为一个艺术播种者，徐悲鸿不仅把中国民族艺术（包括中国新兴木刻作品）带到欧洲各国，而且也把各国进步艺术家的作品带回中国，促进了各国人民和艺术家的相互学习和了解。同时在这一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活动中，鲁迅在为一九三四年的《中国革命美术展览》中的筹集木刻作品一项费尽了心血。对由徐悲鸿在 1936 年从苏联引进来上海展出的《苏联版画展览会》，他以深厚的情义、满腔热情地著文在报刊上大加赞扬。从此这两位中国文化巨人在并肩战斗中建立了牢固的战友情谊。但使人难以预料的是，鲁迅先生在同年 10 月大病突发，病逝于上海寓所。这样，两位巨匠失去了再次合作的机会。然而徐悲鸿先生用事实证明从没有停止对新兴木刻运动的关怀和支持……。

　　1937 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南京陷落，国民政府迁入重庆，徐悲鸿从教的中央大学也迁往重庆。1942 年在全国各地的木刻工作者同心协力筹备下，《全国木刻展》在重庆开幕，引起了强烈反响。徐悲鸿专门为《全国木刻展》著文如下：“毫无疑义，右倾的人，决不弄木刻（此乃中国特有之怪现象），但爱好木刻者，决不限于左倾的人。我在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下午三时，发现中国艺术界中一卓绝之天才，乃中国共产党之大艺术家古元。

　　我自认不是一个思想有了狭隘问题的国家主义者，我惟对于还没有二十年历史的中国新版画界，已诞生一巨星，不禁深自庆贺。古元乃是他日国际比赛中之一位选手，而他必将为中国取得光荣的。于是我乃不成为一位思想狭隘的国家主义者。不过中国倘真不幸，没落到没有一样东西出人头地时，我且问你，你那世界主义还有什么颜面。平心而论，木刻作家，真具勇气。如此次全国木刻展中，古元以外，若李桦已是老前辈，作风日趋沉炼，渐有古典形式。有几幅，近于 Durer。董荡平之《荣誉军人阅报室》乃极难做的文章，华山之《连环图》，王琦之《后方建设》皆是精品。西崖有奇思妙想，再用功素描，当更得杰作。荒烟、伟南隶、山岱、力群、刘建庵、谢子文皆有佳作。焦心河之《蒙古青年》章法甚好。刘铁华、黄荣灿雄心勃勃，才过于学。李森、陆田、沙兵、纳维、李志耕、万旋思及多位有志之士，俱在进步之中，构思皆俱才思，而造型欠精。此在李桦、古元两位作家之外，普遍之通病也。其所谓勇气者，诸君俱勉力创作，具试真人之半大小人像，乃木刻上极不易达到目的之冒险。有几位依据照相制作，以之练习明暗，未尝不可，但不宜公开陈列。又木刻之定价，既相当高，例需作者签名其上。

　　古元之《割草》，可称中国近代美术史上最成功作品之一，吾陪都人士，共往欣赏之。”（原载 1942 年 10 月 18 日重庆《新民报》）

　　重温这七十三年前徐悲鸿先生此文，不由得使人感慨良多。此时鲁迅先生逝世已有六年，抗战已进入第五个年头。当年的《全国木刻展》的作品来自全国各地，作者包括国统区、解放区、甚至沦陷区。此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之际，因此《全国木刻展》能得在重庆展出。国民政府历来反对、讨厌反映劳动人民的木刻作品及展览会。在如此的历史背景下，徐悲鸿先生在新民报上著文，一开始就敢于热情推崇“中国共产党之大艺术家古元”，称颂古元是“中国艺术界中一卓绝之天才”，这固然是徐悲鸿本身具有国际水平的欣赏眼光和古元作品之优秀。但另一方面是徐悲鸿义无反顾地不顾国民政府及帮闲文人的压力、污蔑，并呼吁“吾愿陪都人士，共往欣赏之。”试想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胆识。徐悲鸿在文中还对二十位作者提到他们的姓名、甚至作品题目，肯定了他们的才智和勇气。同时又直言不讳地指出除“李桦、古元两位作家之外”，有“造型欠精”，是木刻展中“普遍之通病也。”回顾当年，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木刻青年作者与工农大众同样处于艰难困苦之中，由于日寇残暴侵略，国土沦丧，绝大多数木刻作者没有受到高等教育及专业的素描、木刻基础训练，因此在《全国木刻展》上出现了“造型欠精”、“普遍之通病也”。作为一名中国卓越的美术教育家，这个当年客观存在的现象，同样也压在了徐悲鸿先生的心上……。

　　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在首都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徐悲鸿先生被中央人民政府委任为中央美术学院首任院长。学院设立国画系、油画系、雕塑系之外，徐悲鸿先生专门聘请李桦先生筹建中央美院版画系并任系主任，从此开创了美术学院设版画系的先河。这在全国起了领头羊的作用，接着大部分地方美术学院也增设了版画系。从此木刻（版画）在高等学府登堂入室，有志于版画专业的青年大量地报考学院版画系，接受严格的素描和木刻专业训练。这从体制上保障了“新兴木刻运动”后继有人，成了“新兴木刻运动”人才库、生力军，实现了鲁迅先生在当年预期、并盼望的“旌旗蔽空的大队”。后来，生力军们和老一辈优秀的版画家团结一致，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总是站在时代的前列，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深入生活，创作出大量发人深思、催人奋进、令人喜爱的优秀木刻作品，在社会上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为新时代留下富有历史意义的画卷。

　　随着中国的强大、崛起，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增多，中国的版画频频出国交流展览。通过交流，国外爱好和平的人民从木刻作品中更深一层地了解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版画为增进国际之间的友谊作了很大的贡献，同时也提升一大批中国木刻（版画）家在国内外的知名度。

　　当今的中国版坛早已超越了徐悲鸿先生于 1942 年在《全国木刻展》上对古元、李桦两位的期望：在国际版画舞台上，我国已远远不止两位世界级顶尖水平的选手了。

　　饮水思源，鲁迅先生是我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创始人、奠基人。而徐悲鸿先生是在鲁迅先生逝世后，他责无旁贷地接过鲁迅先生对新兴木刻运动的接力棒，并奋力高速到达终点的实践者。如今，笔者作为已有六十年版龄，荣获鲁迅版画奖的木刻工作者，在徐悲鸿先生诞辰 120 周年之际，以此拙文聊表对徐悲鸿先生的纪念，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编者注：作者董连宝，男，1935 年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绍兴。浙江美术学院版画系高级研修班结业。历任上海美术馆研究收藏部主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协会员，中国版协理事，上海美协理事，上海版画会副会长，上海市徐悲鸿艺术研究协会艺术委员会主任。版画《钢城心脏》、《钢城宫殿》、《滨海明珠》等获全国美展三个一等奖、优秀奖及铜奖。1996 年在北京荣获“鲁迅版画奖”。有数十件版画作品被国内外美术馆、博物馆及政府机构典藏。出版有《董连宝版画集》等。编者稍作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