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疾控中心专家帮助藏区同胞远离“虫癌”

图说：专家在粪便中提取样品检测 来源/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供图（下同）

　　石渠县，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西北边陲，是康巴高原上一座平均海拔4200米以上的雪域高城，因其日照时间长、阳光充沛，被称作“太阳部落”。然而，这里也是全国包虫病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当地藏民长久以来饱受“虫癌”之苦。

　　高海拔带来的严重缺氧，恶劣多变的气候条件，加上“虫癌”的肆虐，却没有难倒一群不惧艰险的人们。多年来，来自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包虫病防控团队的专家们，从上海跨越3000多公里的距离，去帮助藏区同胞远离包虫病的威胁，让草原牧民世世代代可以在太阳之下无忧地歌唱。

　　包虫病患病率全球罕见

　　“在一户牧民的帐篷中，一个10岁左右的小男孩，走到我们面前，露出已隆起的腹部，脸上却是一片茫然。” 伍卫平研究员回忆起多年前在石渠开展包虫病流行病调查时走村访户的情景。“离开时，男孩的父亲握住我的手用藏语说，救救我的孩子吧！”谈起那一幕，伍卫平依然记忆深刻，触动很大。

　　作为寄生虫病所包虫病室的“掌门人”，伍卫平已经和包虫病打了十几年的交道了。2005年，当他第一次踏上石渠的土地时，强烈的高原反应让他整夜整夜难以入眠。而比高反的感受更让他震动的是，石渠人群的包虫病患病率之高，全球罕见，在当地的危害已相当严重。而石渠所在的甘孜州，情况也很严峻。

　　包虫病的危害性究竟有多大？伍卫平解释，包虫病是死亡率最高的寄生虫病，其病程较长，会严重影响病灶组织和脏器功能，出现类似肿瘤的临床表现。晚期肝包虫病患者极度消瘦，或腹胀如鼓，或肝硬如石。如不经治疗，泡型包虫病患者10年病死率可高达94%，因此有“虫癌”之称，而其治疗目前仍是世界性难题。

图说：藏民填写防治包虫病表格　

　　“当时，石渠当地人对包虫病知之甚少，很多人听到这个病大多露出茫然的表情，更别说知道传染源是什么，是怎么传染上的。”伍卫平说，引起包虫病的绦虫虫卵很小，需要借助显微镜才能看见，牛、羊等是中间宿主，狗是其终末宿主。甘孜州畜牧业发达，牧民普遍有养狗的习惯，虫卵在狗的粪便中，会污染蔬菜、水源、皮毛等，如果不能及时洗手，虫卵就会经口进入体内，引起感染。牧民的生活习俗、卫生习惯是患病的主要原因，因此，对于包虫病的防控来说，预防的重要性远胜于治疗。

　　然而，石渠县总人口9.7万，其中贫困人口就达5.4万，是全国重点扶贫工作县，经济基础薄弱，病原复杂，民族宗教文化独特，防治能力和技术力量严重不足，给包虫病防控带来巨大的困难。“感谢有这样一批来自上海的专家，给予我们很多帮助，成了我们的技术后盾。”甘孜藏族自治州疾控中心主任李伟言语中难掩感激之情。

　　为了给当地提供技术指导，这些年来，伍卫平去往石渠不下数十次，跟着甘孜州的疾控工作人员跑遍了几个“重灾”乡。和内地乡村聚集特点不一样，在石渠，工作人员下乡筛查和随访都得带着干粮。作为四川省面积最大的县，石渠最远的乡距离县疾控220多公里，牧民居住点又比较分散，有时候一个村要跑个好几天。长距离的奔波，加上含氧量只有内地平原的一半，虽有头痛、呕吐，伍卫平仍坚持去现场调查，他说：“只有到实地去看一看，才能发现防治过程中是否存在技术问题。”一趟趟的“旧地重访”，一次次的“亲密接触”，好多草原上的牧民都认得出这位来自上海的专家，牧民们都说：“看到上海专家来了，我们就放心了。”

　　牧民们的期望与感受，也正是石渠包虫病防控工作所急需的。为加强甘孜州特别是石渠县包虫病综合防治试点工作的支持力度，中国疾控中心于2015年11月在甘孜州设立包虫病防控工作站，来自上海的专业力量源源不断地注入到康巴高原。

　　神秘的力量为内心供氧

　　“6月飞雪7月冰，8月封山9月冬，一年四季刮大风”，形容的就是石渠恶劣的气候。对于这一点，包虫病室年轻骨干韩帅深有体会。作为寄生虫病所的年轻力量，从上海派驻到甘孜州包虫病防控工作站，这已经是他第二年来到石渠工作了。

　　“在野外时，毫无防备地就是一场狂风暴雨。”韩帅回想起在野外监测时遭遇天气突变的场景：暴雨时常顷刻如注，旷野之上无处可躲，只能干淋着，即使穿着防护服，也能感受到雨滴的“暴击”。“有时还会遇到下冰雹，砸在身上怪疼的”，但他却笑着说：“你经常能感受到这片土地有种神奇的力量。”雨后湛蓝的天空，巍峨的雪山，广袤的草原，和牧民们淳朴的笑脸，滋润了眼睛和心灵，这些都让身体处于疲惫缺氧状态的他，有了来自内心的“供氧”。

　　野外监测工作通常需要采集标本，主要是为了“缉拿”阳性犬粪。绦虫成虫会在狗的肠道内发育并产卵，虫卵会随狗粪排出，因此，排查阳性犬粪是野外工作的重要内容。韩帅说，草原上大多是流浪狗，行踪不定，经常一天采集下来不过十几份标本。为了扩大采集量，站点的工作人员每天的监测范围至少要覆盖10平方公里以上。相对而言，收集家狗的犬粪更容易些，但牧民养狗大多为了看家护院，藏狗都非常凶猛，他和工作站的同事就遇到过好几次“突然袭击”。

图说：采集标本“缉拿”阳性犬粪

　　这些千辛万苦采集到的标本，会通过实验室检测后确定阳性率，从而了解片区内犬类感染情况，进而对患病的狗进行控制和干预，减少其传染范围，对石渠包虫病的防控有着重要意义。

　　为了让这些技术能在当地落地生根，由工作站牵头组织了多场包虫病防控能力培训，从信息采集、问卷调查、实验室检测，再到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数据库管理、数据分析，从技术输出到植入先进的理念，目的是从“输血”升级为“造血”，为甘孜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防治队伍。

　　扎溪卡定能成为无忧天堂

　　石渠地域广阔，有没有更高效的防治方法，可以节省人力物力并提高效果？近年来，寄生虫病所的专家们不断探索新技术新方法，多项应用型研究结出了累累硕果。

　　在我国包虫病流行地区，主要使用药物吡喹酮为家犬驱虫的防治方法。当地牧民常把药饵裹在食物中喂狗，每月需要给药一次。“吡喹酮会散发特殊气味，犬类嗅觉灵敏，有时会不愿意食用含有药饵的食物。如果牧民忘记给药，也会无法达到月月驱虫的效果。”寄生虫病所药物室姜斌博士说，当时她就开始设想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以让药效维持更久。克服了高原实验的重重困难，新型吡喹酮缓释制剂终于在2017年研制成功，并获得了国家专利。这种新型缓释制剂，只需一次注射就能维持半年药效，大大提升了犬类驱虫效果。

图说：防控专家走访牧民调查防虫状况

　　家犬可以定时定点给药，那么对于野外生存的流浪犬，是否有更好的防治措施？小型轻便、高效机动的无人飞行器跃入了防控专家的视野。2016年，寄生虫病所包虫病室副主任余晴首次在包虫病高度流行区开展了无人机投放驱虫药饵的现场研究，结果发现人工投药区野粪抗原阳性率比无人机投药区高38.2%；与人工投药相比，利用无人机投药可节约3倍以上的作业时间，效率是人工的2.5倍；在成本上也可以减少61%的投入。在此研究基础上，专家们提出了无人飞行器投放驱虫药饵的可行性方法。

　　不仅让“药效更长”、“投放更广”，研究人员还在“更快”上下功夫。只需要10分钟、20微升的血液就能快速判断是否感染上了包虫病，一项包虫病快速诊断新技术应运而生。寄生虫病所新技术室主任汪俊云研究员介绍，这种口袋试剂不仅比B超检查缩短了近一倍的时间，而且携带更方便，准确率较高，非常适用于大规模人群筛查。

　　这一项项创新成果，不仅凝聚着疾控人的智慧和心血，还凝结着对这片土地的深情与厚爱。仅2017年，寄生虫病所就有14批次的包虫病防控人员，踏上甘孜大地。如今，在多方努力下，甘孜州包虫病知晓率大幅提升，犬只感染呈下降趋势，儿童新病人（6岁—12岁）检出率不断下降，包虫病疫情高发态势得到了有效遏制；“石渠模式”也在藏川青三省藏区得到广泛推广。

　　今年8月，韩帅就将结束为期一年的驻点工作，新一批的疾控人即将“接棒”前行。每年这个时候，康巴高原上的扎溪卡大草原，牦牛遍地，牧歌荡漾，漫山遍野的格桑花，绽放着生命的喜悦，也述说着疾控人的赤诚心愿。就像伍卫平在随笔中写的：“扎溪卡，一定会成为真正的无忧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