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红色基因“密而全”的光荣城市

2018-04-17 09:25:37|来源:新民晚报|编辑:彭丽 |责编:刘征宇

  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同志再次强调:“让信仰之火熊熊不息,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红色精神激发力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不忘初心,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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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昨天上午,一大会址沐浴着和煦的阳光。张龙 摄

       从兴业路到渔阳里,从老北站到老码头,从街角咖啡馆到巷尾的石库门……上海滩,处处留有革命足迹、红色遗迹。本报推出“传承红色基因”栏目,今天已经第100期。不少读者阅读后无限感慨“没想到,上海‘红色基因’真还那么多”。

       上海是新文化运动的承接地,更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早期中央领导机构的所在地、早期工人运动的发祥地,既是思想文化战线的主阵地,又是隐蔽战线斗争的聚焦地。这些上海独具的“六地”特点,决定了“红色基因”不但密集而且十分全面。

       上海拥有众多“红色基因”,这是历史赋予我们这座城市的光荣,人民的骄傲。

       十里洋场 思潮交汇——

        新文化运动的承接地

       20世纪20年代,上海作为中国的窗口,在与世界文化的交融中首当其冲。此时的中国发展历程,已经同整个世界的面貌联系在一起,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动态,也与世界思想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世界文化思潮不断地通过各种形式影响到中国,缘起于19世纪后期的中国派遣留学生制度,开始显现成效。一批又一批学业有成的留学生,乘船经吴淞口回到上海,或经上海到中国其他地方,把新思想源源不断传入国内。

        留学生源源不断地出去和归来,这种川流不息、忙忙碌碌的情景,构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一道风景线,也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变化,推动了整个城市更适应现代化的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群体中,绝大多数是信仰坚定、理想执着的共产主义战士,又大多从事过思想文化理论工作。

        陈独秀,1879年出生于安徽怀宁。早年留学日本。1903年参加拒俄运动,曾参加反对清王朝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191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进行建党活动。

       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是1920年毛泽东寓所旧址。毛泽东于1920年5月5日到达上海,至7月初离沪,一直寓居于此。在此期间,毛泽东与陈独秀多次探讨马克思主义和湖南改造等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商务印书馆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19年至1922年间,中国共产党创党前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有20余种。这些书籍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二是诠释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三是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介绍“新俄国”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镇——商务印书馆当之无愧。

       建党伟业 任重道远——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20世纪20年代,影响中国社会政治发展进程的伟大事件。

       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黄浦江畔成立,陈独秀任书记。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燕京古都成立,李大钊任书记。

       随着各地党的早期组织陆续建立,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的倡议下,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便提上了议事日程。相继担任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代理书记的李汉俊、李达与当时在穗的陈独秀及在京的李大钊书信商讨之后,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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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一大会址内的缅怀墙。张龙 摄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共13人。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国五十多名党员。当时,对党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李大钊、陈独秀因各在北京和广州,工作脱不开身,而没有出席大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会议。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立志彻底改变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中国革命领导力量。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另有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等八次中央重要会议都选择在上海举行。

       弄堂号令 翻卷风云——

       中央领导机构的所在地

       在闸北公兴路与临山路路口,很难想象,90多年前这里曾蛰伏着党中央的秘密办公机构。来自弄堂里的号令,指导了一系列翻卷风云的革命运动。

       三曾里只是党中央早期在上海艰险斗争中的短暂一站。上海,是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第一站。1921年7月到1933年1月,除几次短暂迁徙,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及各级机构都设在上海,前后将近12年。

       当年这个小弄堂离火车站不过几百米,四通八达却又闹中取静。1923年6月中共三大结束后,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局迁至产业工人集中、交通便利的上海。7月,除谭平山留驻广东外,中央局5名成员中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和罗章龙等先后来此办公。

       虹口永安里地处租界当局越界筑路地段,弄内归中国警察管,弄外归租界巡捕管。弄堂一头通向四川北路,一头通向多伦路;弄内五条支弄并行。这些特征,为我党的活动提供了很好的掩护。上海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弄堂,正是这许多看似普通的弄堂,成了从1921年至1933年初中共中央在上海时的安全掩护所。中共中央局、团中央等机关都曾设在这里。

       1919年到1926年期间,毛泽东为了追求真理,广泛从事革命活动,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曾经11次来到上海。因为国共合作中的诸多复杂问题与日益严重的神经衰弱症,1924年年底,毛泽东离开上海回湖南。他与上海一别就是31年。

       怀着为中华之崛起理想的周恩来,1920年第一次踏上上海的土地,从这里奔赴法国勤工俭学,并开始他的革命生涯。在中国革命最为艰苦卓绝的1927年到1931年,周恩来的名字又是和上海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申城留下了一串串闪光的足迹。四川北路永安里44号是周恩来在沪早期进行革命活动时的一个秘密地点。

       半工半读学俄语学马列,参加领导五卅运动,从事地下秘密工作,刘少奇多次来上海。1931年至1932年间,刘少奇由莫斯科回到上海,担任中央职工部长兼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曾居住在北京路惠民里(现北京东路528号五金店楼上)。

       1920年,从黄浦江畔登船赴法国勤工俭学开始,邓小平与上海有着半个多世纪的不解情缘。1927年,当他第二次来到上海,已经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了。邓小平在1929年六七月间离开上海,在1930年和1931年,他曾短暂回到上海。1949年,邓小平参与指挥了这座城市的解放。

       位于青浦的“陈云纪念馆”,馆内保存着四万余件珍贵文物。展示厅内,一幅幅生动感人的照片,一篇篇精心保存的文献,一段段弥足珍贵的影像,一件件历经风霜的实物,见证了陈云长达70多年的革命生涯。

       办报办刊 有序启蒙——

       思想文化战线的主阵地

       通过办报办刊,有序开展思想文化启蒙。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重、党又处在开创阶段的历史条件下,开展党的思想理论宣传,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使党的政治主张被广大人民群众所了解,要把工农群众组织起来,在人民群众中建立、扩大党的基础;要领导推动中国革命顺利发展,做好党的宣传工作是一项举足轻重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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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张龙 摄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实际上是由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进行的。他们在建党前后,始终非常重视文化宣传工作,形成了党的优良传统。1920年8月,在上海的书店里,出现了最新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版权页上写着陈望道的名字。9月,将五四时期陈独秀创办并主编的《新青年》,作为小组的机关刊物,并且建立了新青年杂志社。11月,又更加旗帜鲜明地创办了《共产党》月刊。

        人民出版社的成立,先后组织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劳农会之建设》等著作,还编辑出版了共产主义丛书五种,以加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力度。《先驱》半月刊努力传播和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阵地之一。1927年,中共中央早期出版的机关报《向导》周刊被迫停刊。同年10月,在上海重新出版机关报《布尔塞维克》。1930年8月15日创刊的《红旗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除了持续不断地创办报纸杂志,还致力于文化教育,显示出党的创始人的高瞻远瞩。建党前后,中国共产党创办并参与领导了几所培养不同类型的人才学校,其中著名的学校有:外国语学社、平民女校、上海大学、中华艺术大学。

       建立左翼文化团体,是中国共产党发展推进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切入点,是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创举。通过这样一个有效的组织方式,把党的政治主张和政治要求,迅速有效地贯彻到思想文化战线的各个方面。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不久,文化战线的左翼文化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起来。

       革命动力 生生不息——

       早期工人运动的发祥地

       五四运动之后,陈独秀等意识到仅仅依靠学生的力量开展革命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发挥工人阶级的作用。上海是我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1920年,随着革命的进一步深入,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等人,在创办工人半日学校对工人进行启蒙与教育后,一致认为号召有觉悟的工人联合起来、组织真正的工人团体势在必行。

      上海机器工会的建立,标志着中共发起组在领导工人运动方面,由宣传教育阶段进入有计划地组织工人的阶段,由理论付诸实践,为中共“一大”的顺利召开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阶级基础。工人阶级从此有了“娘家人”,也成为“娘家人”生生不息的革命源动力。

        1921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了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就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中共二大对工人运动给予极大的关注,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对于工人运动的发展作了全面的部署。1924年,南洋烟厂工人举行了一次全国闻名的大罢工,这是从1922年底以来党所领导的最大的一次罢工。

        东方图书馆遗址位于宝山路584号市北高级职业中学内,1927年3月,此地曾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周恩来亲自坐镇指挥,党史流芳。

        1929年的上海,工人运动不断。5月1日上海总工会发动全市工人停工,分区游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并发表宣言。同日,国民党当局就发布通令,禁止集会游行。6月6日,英美烟厂4000余工人罢工,抗议资方开除工人。6月28日,全市274家中药店2500名店员罢工,反对国民党取缔其原工会。7月4日,虹口区20家丝厂的11000名工人罢工,要求加薪和改善待遇……

       当时上海开办学校培养革命干部,印刷进步刊物宣传革命思想,发起工人运动为革命高潮作准备,都与中央在沪直接领导是分不开的。

       火种守护 特科担当——

        隐蔽战线斗争的聚焦地

       1927年,对诞生时间不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是血雨腥风的一年。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有30多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中共“八七”会议后,中央机关陆续从武汉迁往上海。在国民党军警宪特和租界巡捕暗探密布的十里洋场,要想长期隐蔽下来开展工作,就要有支强大的保卫力量。1927年11月,周恩来受命组建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主要从事地下工作,包括收集情报、保卫中共高层人物、采用暗杀方式惩处叛徒等。由于中央特科的高效率工作,中共中央长期置身于国民党的统治中心上海,非但没有遭到毁灭性打击,还有效地指挥了共产党在全国的活动。1928年11月至1931年4月,武定路修德坊6号便是中共中央特科的秘密工作地点。

       上海隐蔽战线创下“四最”:最早设立、最重要阵地、贡献最大、作出牺牲也最多。中共中央特科成立后,1928年春,周恩来主办学习班,培训特科人员20多天。他又研究、拟订了《中央通知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确定了秘密工作的方针和方法。民主革命时期,我党在上海的城市斗争之所以能坚持28年而不中断,革命的火种始终未曾熄灭,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无线电通信站,实现了中共首次远程无线电联络,中共的第一部无线电电台悄然诞生。

        1928年,中共六大决定在上海建立地下无线电通信站,由周恩来主抓筹备。1929年春,中央拥有第一部自制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并于同年秋在福康里9号开出首个秘密无线电台。

         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开展情报、保卫工作,保证中共中央的安全。正如陈云同志所说,“特科是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的党的战斗堡垒。特科是一个有战斗力的白区党的地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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