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大医院专科化 市民就医格局有变化

　　原标题:仁济医院宣布本月底关停普内科门诊，二级医院、社区卫生中心应承担更多门诊责任 大医院专科化，市民就医格局有变化

　　日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发出通知：“2018年3月31日下午5时门诊结束后，医院将关闭普内科门诊。各位患者可依据个人病情酌情至附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二级医院或我院内科各专科门诊就诊。”该消息引发较大关注。

　　院方称，取消普内科门诊是为落实国家提出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分级诊疗模式的具体要求。关停普内科门诊意味着什么？未来的三级医院服务格局会如何发展？市民就医又会产生哪些变化？

　　普内科门诊非内科普通门诊

　　据了解，仁济医院并非是国内首家关停普内科门诊的医院。去年11月，浙江省宁波市第一医院就已取消普内科门诊，相关医生分流至老年医学科门诊与其他专科。仁济医院副院长王育介绍，本次普内科门诊关停只涉及东院、西院，考虑到郊区医疗资源相对薄弱，南院暂时保留普内科。“普内科门诊关停后，现有的12名医生一部分分流至南院，一部分加入过敏科等长期人手不足的科室，另一部分则进入心内科、消化内科、呼吸内科等符合其专长的科室，使专科医生能力进一步提升。”

　　普内科，即普通、常见疾病门诊，调研显示，普内科门诊接诊的主要对象为慢病患者，门诊仅起到配药作用，却占用了大量医疗资源。仁济医院门办主任孙晓凡介绍，去年医院门诊总量430万人次，其中普内科就诊人次达10万人次，有10%的患者属于多次往返，即病情稳定、重复就诊或只需配药者。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说，仁济此举符合我国公立医疗机构改革的总方向，“目前我国的门诊就诊主要分普通门诊、专病门诊、专家门诊、特需门诊等，部分市民混淆了普内科门诊和内科普通门诊的区别，以为关停的是普通门诊，其实除普内科外，其余专科门诊如呼吸内科、消化内科、肾内科等都仍保留目前的就诊模式。”

　　记者来到仁济医院门诊楼三楼普内科等候区，病人陆阿婆说，自己患有高血压和呼吸系统慢性病，“已经听导诊台护士说了，她告诉我以后可以去看专科，价钱还是一样的。”

　　基层应解决“接得住”问题

　　王育说，之所以关停普内科门诊引发较大关注，是因为普内科对老百姓而言是传统的就医习惯，“但从统计结果看，10%的普内科患者应下沉至基层医院，其余90%可分流到专科。”

　　早在2015年，上海市政协召开的“深化公立医院改革”专题协商会上就曾明确，市中心部分二级医院将改成护理院，三级医院和专科医院将不设门诊，只接受疑难杂症患者和住院患者。“当然，取消门诊在现阶段难以实现，像仁济这样的渐进式改革更利于医患双方接受。”金春林说，“最终三级医院可保留专病门诊与急诊，调控机制上可采取日本模式，即经济手段调控，如不通过家庭医生转诊，诊疗费用可相对提高。”

　　金春林说，取消普内科门诊需解决两个核心问题：大医院“愿意放”和基层医院“接得住”。在他看来，仁济此举非常勇敢。取消普内科门诊，意味着院方对专科门诊有足够信心，也有足够门诊量支撑。据调查，医疗机构六成收入来自门诊患者，四成来自住院患者。目前，更多患者会另行选择专科普通门诊，但未来的趋势是，二级医院乃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承担起更多门诊责任。

　　仁济迈出的只是第一步，取消普内科门诊后，如何做强基层医疗资源是更重要的问题。“目前本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承担近四成的门诊量，未来需要更多政策倾斜和人才配置来满足市民需求，如医保额度是否能进一步提高？医生是否可在社区多点执业？”金春林直言，“社区全科医生的职责就是普内科医生的职责，但目前他们的待遇不及三级医院医生，希望能进一步提高全科医生的职业预期和待遇水平，让他们安心留在基层，托好市民健康的底。”

　　大医院专科细分已成为趋势

　　大型医疗机构专科细分已成为趋势。“不少大医院的普内科坐诊医生，其实也都来自各细分专科甚至亚专科。”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所长高解春说，“这与国家主导的晋升途径有一定关系，专科医生在普内科、普外科进行轮转，打好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基础后，就各自进入不同通道，专注危重症、疑难症。”他介绍说，在国外，一般疾病患者先在全科医生处问诊，只有疑难病症才会转诊至专科医院（也就是国内的二三级医院），“欧美及日本等国家，院内只有专科门诊，普通门诊都应在家门口完成。我国也应逐步走入这一诊疗模式。”

　　市民将获得更为良好的就医体验。“如果全面广泛取消三级医院的普通门诊，大医院门庭若市的状态将不复存在。”金春林说，“可以让更多需要宝贵医疗资源的患者不被耽误。”至于大家关心的“在基层无法配到好药”，他呼吁，未来应根据市民需求进一步丰富社区基本药物目录，做好延伸处方、长处方举措，让百姓放心在家门口看病。

　　高解春说，未来，专科医生在普内科进行“打基础”工作，或许将更大程度下沉至基层医院。“分级诊疗的最终目的就是让患者选择适合的医疗机构诊疗，医院、医生和患者应共同用好选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