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的上海 海派嘻哈从未缺席

　　原标题：海派嘻哈

酷酷的GALI在上海嘻哈圈里人气颇高，坐拥不少歌迷。 由受访者供图 

　　中国其实一直有嘻哈。

　　1995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伴着颇有年代感的迪斯科舞曲，手足无措的赵丽蓉问身边留着马尾辫的巩汉林：“啥叫RAP（注：说唱）？”

　　巩汉林一边打拍子一边答：“这个节奏就是RAP！把那词儿都给我说出来！”

　　于是，就有了“麻辣鸡丝”那段脍炙人口的“评剧说唱”——虽与真正意义上的说唱音乐相去甚远，倒也将说唱这一嘻哈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次推向广大中国观众。

　　斗转星移。

　　22年后的这个夏天，一档名为《中国有嘻哈》的选秀节目横扫中文互联网，点燃了大众对嘻哈文化的好奇心与热情。一夜之间，“有没有freestyle（注：即兴说唱）”成为网上最热门的“梗”，而微信公众号则开始教导“如何优雅地diss（注：抨击）老板”……甚至，挎着国际品牌包包的女白领也悄悄扣上一顶“PGOne（注：《中国有嘻哈》参赛选手）同款”棒球帽。

　　总播放量26.9亿，场均播放量2.24亿，《中国有嘻哈》可谓“现象级”。更重要的是，人们开始意识到，在此之前从未真正进入过主流视野的说唱音乐乃至嘻哈文化，其实早已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嘻哈文化聚拢起大批热情、独立、有着鲜明态度与个性的年轻人，成为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在海纳百川的上海，嘻哈自然从未缺席。兼容并包的城市文化，为嘻哈提供了生存空间与生长土壤，也为热爱嘻哈的年轻人提供了舞台，让他们能够以他们所钟爱的音乐形式表达自我。

　　上海的嘻哈青年们更习惯于将嘻哈唤作“黑泡泡”，因为“嘻哈”的英文读音hip-hop酷似沪语中这一并无实际意义的单词。秉持着上海人一贯的低调与务实，一直以来，这群特立独行的年轻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玩黑泡泡”。

　　“黑泡泡”前传

　　1984年出生的刘良骥从18岁起就开始玩“黑泡泡”，算得圈子里的“老人”了。按照他的说法，目前活跃在上海且具备一定水准和知名度的说唱歌手、说唱组合，总数不超过20个。

　　“吸霾男孩”组合算是二十分之一。这个立志要“把乌烟瘴气的东西都吸吸干净”的说唱组合，由3位年龄相仿的上海青年组成：1989年出生的曹文骐是一名自由摄影师和半职业拳击手；生于1988年的江尧新婚燕尔，号称“上海滩最嘻哈的中学体育老师”；而江尧婚礼上的伴郎、大学同学李津东，平时是位广告人。

　　艺名分别为GALI和Trouble的两位年轻人相对“职业”。1992年出生的GALI，是沪上某娱乐公司旗下的签约艺人，在上海“黑泡泡”圈子里人气颇高。而1990年出生的Trouble曾是出身教师家庭的“乖小囡”，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家娱乐公司的音乐总监，如今更是自立门户，有了属于自己的说唱音乐厂牌（注：独立音乐制作公司）。

　　暂未被列入“20人大名单”的陈汝轶出生于1990年，他做过酒店行政，干过市场销售，现在主业是舞蹈教练。说唱是陈汝轶的一大兴趣，但直到2015年，他才初涉专业的说唱音乐制作，开始和友人尝试“认真弄点东西”。

　　这些“黑泡泡”的经历各不相同，但若要问他们是如何成为“黑泡泡”的，故事其实大同小异：都发生在21世纪的头十年，往往发端于一张唱片，或是一段如今看来画质很“渣”的网络视频。通过那些唱片和视频，“黑泡泡”们不可自拔地迷上了Eminem、50Cent、Jay-Z等美国知名说唱歌手以及这种音乐形式，继而开始研究如何去押韵创作说唱歌曲。

　　而后某一天，他们不顾家人反对或是干脆瞒着家人，套上宽大的T恤和帽衫，戴上墨镜和夸张的项链，在livehouse（注：小型室内音乐演出场馆）、酒吧以及互联网上唱出自己的歌。那一刻，他们便自动成为“黑泡泡”。

　　“不二不三”

　　李津东的母亲某天大发感慨：“阿拉那个年代的音乐都老美好的。现在呢？这些小年轻搞的‘梭哈音乐’，都是骂人的！”

　　曹文骐的母亲则认定，自己那个纹身的儿子必然是学坏了，罪魁祸首就是“黑泡泡”这个“不二不三”的东西。

　　天晓得李津东最终有没有帮母亲厘清“梭哈”与“嘻哈”的区别，但“不二不三”在上海方言里却实打实是个程度极高的贬义词。

　　今时今日，恐怕很少还会有人觉得说唱是带音乐伴奏的数来宝或是快板书，然而“黑泡泡”们依然不得不面对误解与偏见——即便陈汝轶的母亲会和他一起在电脑前看《中国有嘻哈》，她也仍觉得儿子在闲暇时搞的那些东西，压根就是不务正业。

　　击碎刻板印象，是这群上海青年面临的一大课题。

　　“吸霾男孩”选择在“做自己”的同时，“以积极正面的形象，用主流化的嘻哈风格及内容面向听众”——这段话写在他们网易云音乐的“歌手详情”页面里，也贯彻于音乐创作。

　　体育教师江尧对市面上那些“教坏小朋友”的歌深恶痛绝，“那些肯定会让人觉得不二不三的呀！”他们的歌，则苦口婆心地规劝那些流连夜场的少男少女，“差不多就回家吧”。

　　更多时候，他们用最接地气的方式嘻嘻哈哈地讲述身边最熟悉的市井生活。他们甚至写了一首复古迪斯科风格的歌，歌名就叫《广场舞》。曹文骐说，创作动机异常简单：“阿姨妈妈们跳广场舞老是放凤凰传奇的歌多没劲！有机会也放放我们的歌呀！”

　　而Trouble在“接地气”的实践中，则处处透着一种海派文化的优雅，同时又带点烟火气。他在歌词里写讲究情调却只舍得买便利店里最便宜红酒的母亲；写用收破烂的钱买演出票，然后把票子郑重叠在手帕里的奶奶。他写七十二家房客、八仙桌、外滩的江风和穿着睡衣打麻将的爷叔……

　　Trouble把这首歌定名为《Flavour》，译作“腔调”，这个上海人喜欢挂在嘴边的词。Trouble说，上海的“黑泡泡”们极少会掺和进国内嘻哈圈子的恩恩怨怨：“与其在歌里隔空对骂，还不如写写上海小市民的浪漫。”

　　有网友在《Flavour》这首歌下面留言：开头的采样用的是沪剧《碧落黄泉》的选段，有味道！

　　“养活自己”

　　随着《中国有嘻哈》的爆红，曾经养在深闺的“黑泡泡”一夜之间成为企业和品牌眼中，一件用以宣示自己“紧跟潮流”的绝佳道具。曹文骐同记者聊起最近一次荒唐经历：“有个楼盘开盘，公关找到我们，微信上劈头盖脸发过来一段广告词，叫我们在活动现场‘用freestyle唱出来’。你说你一个卖房子的，叫我们怎么唱？”

　　江尧忍不住吐槽：“可能人家就是想让我们站到台上‘yoyo’两记。”

　　飞速涌向“黑泡泡”们的资本，给这些一贯不羁的年轻人带来了某种不适，但就如同韩国类似综艺节目《SHOW METHEMONEY》那个把“金钱”写入名称的直白标题，这场嘻哈风潮让无数说唱歌手第一次嗅到了如此浓烈的真金白银的味道。

　　用曹文骐的话说，今夏过后，很多人一夜之间“挖到金矿”。而Trouble则如是总结眼下的好日子：“这么多年下来，说唱歌手总算能自己养活自己了。”

　　“吸霾男孩”获得了比以往多得多的商业邀约，单场演出收入稳定在“三首歌五位数”。在上海“黑泡泡”圈子本就小有名气的GALI，演出报价比年初时翻了足足7倍。即便是刚刚踏入圈子的陈汝轶，今年9月也先后接到5个单子。1年前，2、3个月接1单，是陈汝轶的常态。

　　这种立竿见影的变化在刘良骥身上更是体现得极富戏剧性。刘良骥清楚记得，在那些迫于生计“什么‘单子’都接”的日子里，某次演出结束后，他从演出方老板手里接过的报酬，是一张面值50元的纸币。

　　而现在，除了每月有以“万元”为单位的演出费进账，他也逐渐有了“对客户挑挑拣拣”的底气。

　　不过，也有人觉得，标榜自由与独立的“黑泡泡”一旦沾染上铜臭，就有违真正的嘻哈精神。但身处这个圈子的人，显然并不认同。

　　Trouble见识过说唱歌手们当年的“苦日子”：“入不敷出，身上连买包烟的钱都摸不出。”

　　陈汝轶的话同样一针见血：“肚子都填不饱，还谈什么音乐，谈什么梦想？”

　　小众与大众

　　翻了半天Trouble的个人微博，记者在一堆“自黑”的搞笑视频和自拍里，找到他在6月一个清晨发布的长文。在这段颇有点“鸡汤”味道的文字里，Trouble自问：如果你有机会进入主流，那些你梦寐以求的都唾手可得，你会怎么做？

　　当“黑泡泡”走到台前，是继续做“说唱艺术家”，还是做一件能卖个好价钱的精致“商品”？

　　在GALI看来，这曾经是个问题。面对前排疯狂尖叫“GALI我爱你”的女歌迷，他感到焦虑：“这些像追韩国明星一样看我演出的姑娘，到底能明白我在歌里想要表达的东西吗？”

　　好在，越来越多的“黑泡泡”认识到，这不应该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

　　除了带团队做音乐、跑通告、联系演出，Trouble现在每天还要花不小的精力在粉丝维护上。Trouble认为，眼下这波热度过后，嘻哈音乐在国内势必将从小众走向大众。而包括粉丝维护在内的“商务技巧”，在未来路上不可或缺。

　　因此，虽然Trouble在微博和朋友圈里以“段子手”的形象示人，但这并不表示他忘记了身为“黑泡泡”的本分。他所做的一切，为的是保持自己和自己音乐的“热度”。他在那条长微博最后说：我是做音乐的，不是段子手。

　　李津东也觉得他们“吸霾男孩”已经过了追求“小众优越”的年纪：“我们就是要做肯德基。不那么高级，但是随便什么人看到了，都愿意吃两口。”

　　于是“吸霾男孩”大方营销自己，寻找一切可以提升曝光率的机会。采访结束后，李津东在微信上贴心发来一份PDF文档。这份制作精美的PDF里，详细记录了组合形成的过程和既往取得的成绩。

　　毕竟，传播力为王的时代，如果没人知晓，又如何去告诉大众，“黑泡泡”并非“不二不三”？

　　GALI最终也和曾经有点拧巴的自己达成和解：“以前可能就一直沉浸在小圈子里闷头做音乐，觉得该听懂、能听懂我音乐的人懂就行了。但现在也会更多地去考虑推广、借力大平台之类的问题，让更多人能听到我的音乐。”

　　“做出点声音”

　　陈汝轶给自己和自己的团队定了个时间表：1年时间，一定要在上海“做出点声音”。

　　做过营销的陈汝轶，对眼下的“好日子”有着理智判断：“我们这种级别的说唱歌手，现在单子都有这么多，是因为人人都知道‘黑泡泡’在风头上。”他觉得，很快就会有无数自称“黑泡泡”的人在上海冒出来，未来的竞争无疑将十分惨烈。因此，如果不能在最短时间借助风口“做出来”，可能以后就永远没有机会。

　　那万一失败了呢？记者问。

　　陈汝轶的回答斩钉截铁：“没有万一。这个目标必须要实现，也一定会实现。”

　　记者没有追问陈汝轶的信心源自何处，因为站在世俗的角度，陈汝轶即使最终失败，仍旧是有退路的。毕竟，他还有稳定工作，有单位给他缴五险一金。

　　刘良骥不一样，他退无可退。

　　已经成家的刘良骥给自己定了目标，同样是要“做出来”。只是他给自己的时间更少——不到半年。

　　刘良骥自认在上海的“黑泡泡”序列里尚处在“底层”。他打算参加《中国有嘻哈》第二季，力争有所斩获，从而让自己能够被“看见”。

　　刘良骥对成功的渴望不难理解：虚岁已34岁，但直到赶上今年的这股嘻哈风潮，他才第一次真正靠音乐养活了自己。

　　刘良骥说，通过几年沉淀，他的音乐逐渐有了自我风格，也在圈内慢慢积累起人脉和资源。为了寻求更多支持者，他甚至尝试改变为人处世的方式，试图变得更为圆滑。唯一不变的是他对嘻哈的执着：“嘻哈是个很美好的东西，所以才会让人特别‘迷’。”

　　通过数日采访，记者多少也能体味到刘良骥口中的“美好”。那是对自我的坚持、对自由的向往、对墨守成规的抵抗，更是一种个性的表达与真实的态度。某种程度而言，这是每位年轻人骨子里都天然携带的“嘻哈精神”。

　　然而，记者最终还是把那个有些残忍的问题抛给了他：万一没有“做出来”，怎么办？

　　刘良骥笑笑：“那也不会放弃。这辈子都不会放弃。指望我不玩‘黑泡泡’，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