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的傲骨精神

　　2010年11月20日，上海市徐悲鸿艺术研究协会本着“弘扬徐悲鸿精神、探究徐悲鸿艺术”的意愿，召开研讨会。著名工艺美术大师毛关福以《徐悲鸿的傲骨精神》为题发表了激情高昂而深邃的演讲。

　　徐悲鸿有句箴言：“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铿锵有力，落地有声。这是宁折不弯的壮士之言，发自肺腑，听者热血沸腾，为之震动，受之感染。这与同时代文化战线上鲁迅的名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同出一辙，英雄所见略同。无傲骨，为人何以能正直，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以救国救民为大义；无傲骨，做人何以有大志，高擎旌旗，披荆斩棘，为革新中国美术事业为己任。

　　徐悲鸿以一身傲骨，在中国美术事业上奋斗了一生。

　　

　　周方白《一代宗师 千秋景仰》。上海市徐悲鸿艺术研究协会供图。

　　从小他爱听老艺人说书，《水浒》、《岳飞传》、《三国演义》英雄人物的肝胆侠义成了他崇敬和学习的对象，每天习武锻炼身体和意志，一心想成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他曾精心刻了一方“江南贫侠”的图章作为自勉、自励。

　　他20岁时到上海求艺学画，过半工半读的生活，苦难重重，经常饥肠辘辘。但他不畏所难，坚持画画，磨炼意志。道：“一个人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能够自拔，才不算懦弱。”

　　到法国求学时，他的恩师达仰先生把柯罗的嘉言赠送给他，“要诚，要自信，不要舍弃真理以徇人”。他铭记在心。要学世界上最大的作家，做个能为人类申诉的、意志和毅力最强的人。他感到肩上责任沉重，奋力学习，不敢有丝毫怠倦、消沉和退缩。刻苦攻读的八年，使他获得精湛的写生技法和广博的艺术知识。他毅然回国，决心为贫穷落后的祖国干一番事业，为陈腐保守的中国美术界清除积习，开一代新风。

　　他立志改革中国画坛的旧风和陋习。中国绘画在历史上有过辉煌的成就。晋唐的人物画，宋代的花鸟画，元明的山水画，都是里程碑式突破，永载史册，都出自“师法造化”之理，是宝贵的艺术遗产。但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历经战争的消蚀，国力衰败，政治黑暗，美术腐俗，他鲜明提出：“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已极矣。”中国画“自明朝末年以来，三百多年便处在这种毫无生气、陈陈相因的积习中。其间，虽然出现过少数优秀画家， 但整个国画界的风气是守旧。画一笔都要有来历，都要模仿古人，毫无生气和创造，思想和笔墨都僵化了。艺术应该追随时代，向前发展，而故步自封，复古守旧都是大敌”。怎样改革？徐悲鸿力于求真，除旧革新，勇于精取，兼容并蓄。他明确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可采入者融之”。但是要清除积习，开一代新风谈何容易，除了反动政府的控制还有来自美术界自身保守的阻力。

　　1.中国画坛封建、落后的习惯势力抵制。

　　1928年徐悲鸿受聘于北平艺术学院院长，他独居慧眼，逆反潮流，三顾茅庐，恳请齐白石担任教授。他想重用在作品上既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又不落古人旧巢、造诣高深的齐白石，给画界和美院带来清新之风。但保守派不仅不能接受，而且极力反对和破坏，流言蜚语，诽谤刁难。徐悲鸿对此毅然拂袖而去，宁可放弃丰厚的院长薪金，也不愿随波逐流。

　　2.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新派绘画的诱惑

　　大革命失败后，反动派加强与帝国主义的勾结，政治上更趋黑暗，艺术上腐朽的形式主义绘画到处泛滥。1929年南京国民党政府举办第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宣扬形式主义作品。徐悲鸿非但拒绝参加，而且予以贬斥，在赞扬法国许多杰出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大师的同时，抨击了没落的形式主义绘画的俗、伪、劣。严厉抨击这种伪艺术不适中国国情，是腐朽的。道：“形既不存，何云乎艺”，“美术之大道，在追求自然”，“我终以为真理高于一切”。

　　3.学术界的悖论

　　徐志摩是当时著名的鸳鸯蝴蝶派诗人，是大文学家、美术史论家、评论家，当过刘海粟办的上海美专的美术史论教授、学者，有一定的威望。他认为徐悲鸿“言之过重”，不同意对形式主义的贬斥。重量级人物出言彼具“杀伤力”，徐悲鸿不以为惧，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毫不留情、置至友之情于一边，以理力争。先后写了《“惑”》、《“惑之不解”（一）》、《“惑之不解”（二）》予以辩驳。重申对“美术之主张”：“为尊德性、崇文学、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道中庸”。

　　在对论之中，徐志摩在《我也“惑”》一文中对徐悲鸿的不折不挠的傲骨精神，高尚人格，不得不以承认。“你是一个——现世上不多见的——热情古道人。就你不轻阿附，不论在人事上或绘事上的气节与风格言，你不是一个今人。在你的言行背后，你坚强的抱守着你独有的美和德的准绳。——这，不论如何，在现代是值得赞美的”。“关于这一点，悲鸿你有的，是“嫉恶如仇”严正的敌忾之心，正如种田人的除莠为的是护苗，你的嫉伪，我信，为的亦无非是爱“真”。即在平常谈吐中，悲鸿，你往往不自制止你的热情激发。同时你的“古道”，你的谨言的道德的性情，有如一尊佛，危然趺坐在你的热情的莲座上，指示着一个不可错误的态度。你爱，你就热热的爱；你恨，你就热热的恨。崇拜时你纳头，愤慨时你破口。眼望着天，脚踏着地，悲鸿，你永远不是一个走路走一半的人。说到这里，我可以想见碧微嫂或者要微笑的插科：真对，他是一个书呆！”徐志摩把徐悲鸿追求真理的耿直性格叙述得有形有色，读之如见其人。

　　徐悲鸿求“真”的观点毕竟得到不少进步画家的感悟。李毅士在《我不“惑”》一文中说：“我觉得艺术的作风，既和时代发生关系，艺术家的责任，就应该把他在社会上的责任，先研究一下。”“一个艺术家不是至诚的耶稣教徒，他决不能有好的圣母画出来，这是我相信的。一个鄙陋的画家，任凭他技巧如何的精妙。决不会有流芳百世的艺术品产生”。“塞尚和马蒂斯的表现，都是十二分诚实的天性流露；但是我还觉得要反对他们在中国流行，万一种下不利于社会的种子。因为我以为在中国现在的状况之下，人心思乱了二十多年，我们正应该用艺术的力量，调剂他们的思想，安慰他们的精神。像塞尚、马蒂斯一类的作品，若然盛行在中国，冲动了中国的社会，我知道这祸患不浅哩。”

　　徐悲鸿以爱国之心和社会责任感，挺身而出充当中流砥柱，顶住了形式主义的泛滥之势，提倡艺术应当求“真”。希望以现实主义为开端，并提出“素描是造型艺术之基础”的观点。以提高中国画家观察、写实、造型的能力。

　　在素描教学中他提出“宁方不圆，宁拙不朽，宁脏不洁”的要求。强调圆面是由一定数量的方面来组成，先方后圆，这个圆才能是结实的圆。是经艺术家眼光提炼过的有艺术性的圆。“拙”看来是笨了点，但画家是以观察对象本质为目的，不为表面的“秀巧”而迷惑，花拳绣腿的“巧”是经不起“笨拙”的击打。“巧”是浮光掠影。“宁脏不洁”的“脏”是对作品提炼、修正的结果，是对画面不准确的地方修改再修改而遗留下来的痕迹。看似画面脏了，但描绘对象是正确结实了。况且脏的痕迹本身也具有一定的艺术美。这科学的画理，尤如徐悲鸿提倡的人格之道，是傲骨精神在艺道上的折射。做人何况不是一样的道理。宁可方方正正，端端直直，不做圆滑，灵珑之小人；宁可笨笨拙拙，本本分分，不做巧言令色，趋附攀枝之小丑；宁可做在探索真理之道上遍体伤痕的志士，不做衣食无忧、无骨无气的儒虫。

　　徐悲鸿在创作作品上，更能体现出他的“傲骨”精神。

　　

　　徐悲鸿《六骏图》。上海市徐悲鸿艺术研究协会供图。

　　1928年他在南京从教时，抱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心，在从教的同时创作了巨幅油画《田横五百士》，取材于《史记》。巨画节取了田横和五百壮士诀别的场景，悲壮而凝重，震撼人心，突出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鲜明主题，对那些为了个人名利而趋附于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毫无气节的小人给以无情斥责。推崇“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的高风亮节。

　　接着徐悲鸿又开始创作巨幅中国画《九方皋》，赞美九方皋相马的睿智，“见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呀”！揭发在当时反动政治统治下，大量人才被压抑，被埋没的现状，抒发渴望发掘人才的美好愿望。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大举入侵我国东北三省，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将东北大好河山拱手让给了侵略者，引起全国人民无比悲愤。徐悲鸿创作了油画《徯我后》，取材于《书经》“徯我后，后来其苏”。

　　历史上夏桀暴虐，统治不得人心，商汤带兵讨伐，老百姓殷切地盼望得到解救，向往成汤之德，渴望得到苏息。徐悲鸿通过画面来为山河破碎的国家呼唤，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老百姓控诉。他不顾个人的生命安危，以强烈的痛恨去触动反对当局的神经。

　　1940年徐悲鸿创作了《愚公移山》，取材于《列子•汤问篇》，表达我们先祖以“子子孙孙挖山不止”的愚公精神来改造自然的决心。其旨意在激励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团结奋战的抗日斗志。

　　

　　徐悲鸿《愚公移山图》。上海市徐悲鸿艺术研究协会供图。

　　徐悲鸿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将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以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必胜信念鼓舞民众去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一个画家能做到画艺卓越，作品累累，已属不易。要做个旗手，用他的大德团结一批画家，用他的大爱培养教化一批学生，无私奉献，起到表率作用，使中国整个画界振奋而进取，这是更难。以画笔为匕首利剑，用创作来唤醒民众，对内揭露当局黑暗统治，对外鞭挞日寇法西斯侵略行径，置个人生命危险而不顾，这是难上加难，因为这是必须具有民族气节，一身铮铮傲骨的革命志士才能做到的。

　　徐悲鸿不怕反动当局张道藩为代表的威胁、利诱。不怕中统特务的恐吓、暗杀，认为是他应该做的事情，他永远不会动摇和屈服。“独持偏见，一意孤行。”

　　他以卧薪尝胆之气节，把自己居所命名“危巢”，不忘“九一八”事变的国耻，牢记古人居安思危之讯。以“黄山之松生危崖之上。营养不足，而生命力极强，与风霜战，奇态百出”，勉励自己在逆境中生存和奋斗的勇气。以赤城之心，紧衣缩食，日积月累收藏祖国名画，如《八十七神仙卷》、《梅妃写真图》等，以不至于流落到国外。以火热的心肠和行动，培养、资助、提携无数青年学生学艺、留学，成为画坛栋梁。以侠骨柔肠之举，多次出国办展，款项悉数捐献给祖国，以救难民。以空旷的胸襟，满腔的热情为无数画坛进取之画家，办展，出画册，出序、作评，极尽鼓舞之言行。

　　他太累了，以至疾病缠身，五十八岁匆匆离世。以生命换取了中国美术事业的兴旺。他是20世纪中国新美术的奠基者，是新美术教育的宗师。他的傲骨精神至今影响着一代代的画家，我们美术的写实能力、造诣能力，举世瞩目，可以达到世界美术之巅峰。以写实主义为主流美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歌颂着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继续发扬着徐悲鸿的艺术精神——笔墨当随时代，与时俱进。（2010年10月18日）

　　（编者注：作者毛关福，男，1946年生，籍贯上海。上海美术家协会会员，上海市工艺美术大师，工艺美术学会雕塑专业委员会会员、上海市徐悲鸿艺术研究协会副会长，擅雕塑、油画及国画。作品入选第九届全国美展、上海美术大展等，并荣获首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展金奖等各类奖项。受聘上海交大特约研究员、上海天翼雕塑工作室主任。其著名雕塑作品有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0尊胸像、西藏活佛像、雷锋、谢晋等名人以及各种造型关公像，因而得名“毛关公”。编者稍作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