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上海绒绣”面临人才断层挑战 被誉为“东方油画”，列入国家非遗名录如今市级传承人仅8人

71岁的海派绒绣传承人包炎辉 本版图片/晨报记者 张佳琪 

传统绒绣技艺出现在手包和皮鞋上

　　“上海绒绣”——这种在特制网眼麻布上，用彩色羊绒线绣出各种画面和图案的刺绣，被誉为“东方油画”，于2011年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然而，如今掌握精湛技艺的匠人年事已高，年轻人又因绒绣“时间长、回报低”不愿从事这个行当，“上海绒绣”正面临人才断层的严峻挑战。

　　东方油画

　　100多年前，绒绣这项西方技艺由修女们传入上海。精通针线活的本地绣娘们，结合中国传统刺绣技法，学着用一团团花花绿绿的洋毛线，绣织在网格布上，逐渐形成了中国的绒绣。

　　“上海绒绣”的制作大致分三步：先放样，用打格子的办法将原稿复制到网眼布底子上；再是工艺师手工自行染色配线，根据原稿画面色彩，染出所需的各色绒线；第三步是绣制，一般先绣轮廓或深色部分，再绣各个色彩块面，最后细部刻画。

　　绒绣的制作，非常考究。以配线为例，一斤羊毛可做出976根绒线，每根长1.44米，都可劈作4股。用这种绒线绣出的作品毛茸茸的，立体感胜似油画，因而被称作“东方油画”：无论是逶迤蜿蜒的苍莽群山，神态迥异的飞禽走兽，还是喜怒哀乐的人物肖像，无不惟妙惟肖。

　　大幅绒绣作品气势恢宏，人民大会堂国宴厅、湖南厅、香港厅等均悬挂有大幅绒绣作品，优秀的绒绣作品还多次被作为“国礼”赠送给国外要员或重要机构。

　　最见功力的是人像，1943年，上海绒绣艺术家刘佩珍尝试第一幅人像绒绣《高尔基》，运用绒绣拼色工艺，用300多种彩帷绒色线表现1000多种色彩，首开中国绒绣艺术品创作人物肖像之先河。上世纪50年代，工艺美术大师高婉玉首次自行手工染色，还用九宫格在网眼布上按比例直接打格放大绣制，进一步创造、丰富了上海绒绣的工艺。

　　辉煌过往

　　绒绣，曾有着辉煌的过往。据史料记载，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上海各洋行绣品以日用工艺品为主，包括鞋面花、粉盒面、提包面、靠垫拖鞋等半成品绒绣花片。1929年，各洋行绣工人数达300人，月产品已达1000余件。

　　第一幅人像绒绣《高尔基》的诞生，则让绒绣开始从日用工艺品，发展为艺术品。

　　“人物肖像的刻画，层林尽染的山色，都可绣制出来，有很高的艺术效果。”71岁的包炎辉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海派绒绣的传承人，在他看来，绒绣的千针万线胜画笔。

　　“色彩丰富，立体感强，乍一看像油画。”包炎辉说：“绒绣必须是纯手工完成，历经拣线、染线、排线、劈线、拼线等十几道复杂工序，所以每件工艺品都是不重样的。”

　　据包炎辉介绍，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的《毛主席与各族人民在一起》、香港厅的《香港维多利亚港湾夜景》、国宴厅的《万里长江图》等，这类达到二三十平方米的大型绒绣艺术品，均由上海绒绣大师唐明敏领衔绣制。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绒绣的订单多得不得了，光红星厂就有职工300多人。”包炎辉说，上海曾有红星绒绣厂和东方绒绣厂两大绒绣厂，制作了不少精品。

　　“现在要绣制这样的大型作品，越来越困难了。”包炎辉说，与一般刺绣不同的是，绒绣技艺对色彩的追求是近乎苛刻的，而如今能做到劈线分股、逐针配色等技艺的绒绣师屈指可数——目前，海派绒绣的市级传承人仅有8人。

　　人才断层

　　一幅顶级绒绣艺术品的制作周期，往往需要半年甚至一年时间。由于绒绣时间长，回报低，很多年轻人对此并不感兴趣。而绒绣只能人工操作，无法用机器代替，又导致了其价格高昂，难以市场化运作。

　　上世纪90年代，上海红星绒绣厂和东方绒绣厂历经兼并、改组，最终歇业。2000年，在原红星厂厂长包炎辉的带领下，一批绒绣技术人员在浦东新区洋泾街道泾南路重组创业，成立了上海黎辉绒绣艺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黎辉绒绣”）。

　　2011年，“上海绒绣”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保护和传承绒绣这门技艺，洋泾街道专门辟出一幢“小洋楼”，建立了洋泾绒绣保护传承基地（传习所）：一楼为展示厅，现有艺术展品百余幅，周一至周五免费对外开放。二楼则为大师工作室以及绒绣生产车间，供参观者了解绒绣的制作过程。

　　传习所内的5位老匠人，由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唐明敏领衔，最年轻的也已近花甲，年纪最大的一位77岁。

　　“40年来，绒绣行业人才一直在消耗，几乎没有补充。”包炎辉说，他们也曾尝试培养一些年轻的传承人，但绒绣工作时间长、内容枯燥，最终把年轻人吓跑了。

　　“2009年至2010年，我们招了5名大学生、1名中专生，学习时间最长的2年，后来都先后跳槽离开了。”

　　转型尝试

　　2017年底，晨报记者在传习所的绣制车间，看到一幅正在绣制的唐卡题材作品，约3米长的绷架上堆放着各色毛线，仅黄色系的线就有近10种。

　　这幅画作由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唐明敏和另一位绒绣师完成，预计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完工。可是从去年年底开始，唐明敏就因身体不适，一直无法开工。

　　“绒绣作品的订单不缺，但我们也不敢接单子，一旦开绣费时费力，绒绣师们都上了年纪，如果不能在期限内完成，又有毁约的风险。但出不了作品，就养活不了团队。”包炎辉说，这一窘境，一直困扰着他们。

　　包炎辉说，一般情况下，每年能完成一到两个大型绒绣艺术品，就能勉强维持企业的生存，但“大型精品需要多人合作，还要技术相当，太缺人手了”。

　　包炎辉的儿子包粒从事设计行业，2010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受朋友之托将一只“暴力熊”模型上彩。他用八张不同的绒绣绣片代替颜料，通过裁剪拼贴，给这只“暴力熊”穿上绒绣的衣服。

　　这只“暴力熊”便是黎辉绒绣文创品牌“QueensBack”的灵感来源。父子俩殊途同归，希望将传统绒绣技艺融入现代生活，让它出现在日常所用的包包、皮鞋等配件上。

　　只是，这种跨界依然处在探索阶段。目前，“QueensBack”的销售路径主要还是熟客生意，“依靠以前积累的客源和展厅参观的客人，也在尝试买手店、电商等销售渠道”。

　　[专家建议]

　　资源整合

　　做大做强

　　晨报记者注意到，绒绣保护单位除了包炎辉所在的洋泾绒绣传习所以外，还有高桥绒绣馆、恒源祥绒绣工作室、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

　　建于2009年的高桥绒绣馆坐落在高桥老街上，集展示、制作、销售、保护功能于一体，馆内也有5位绒绣师，向游客展示绒绣绣制技艺。而上海工艺美术所曾经汇集了一批沪上民间艺术大师，包括当初的绒绣大师刘佩珍、高婉玉、张梅君。目前博物馆内仍有几位老绒绣师，辅助博物馆从事绒绣宣传、保护工作。此外，恒源祥绒绣工作室，成立于2005年，工作室主要服务于恒源祥集团，为企业绣制专属礼品、为企业品牌宣传等。

　　“绒绣在市场上还是有一定的消费人群的，应从保护和发展两方面入手。”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俗学研究员蔡丰明认为，绒绣是较有上海特色的非遗项目，四个保护单位力量分散，建议由政府牵头建立行业性的联盟，实现资源整合，做大做强。

　　对于绒绣保护单位自身而言，蔡丰明认为应该加强自身的品牌特色，“走进市场，品牌的树立很重要，现有的几个产品自身特色不浓，亮点不多。各个保护单位的创新力度不够，应该拓宽新的产业领域，比如家装业、及新型文化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