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复旦行敞开心扉

　　原标题：三位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复旦行敞开心扉———国际科研合作莫过度强调谁主导

　　“获得诺贝尔奖，对你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怎样的改变？”“突然之间，每个人都认为我们啥都知道。”昨天举行的第二届“复旦—中植科学奖”颁奖典礼暨第三届“复旦科技创新论坛”上，获得1985年诺贝尔奖的德国专家克里青教授回答。与会的三位“新鲜出炉”的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不约而同哈哈大笑。基普·索恩教授说：“我想最显著的是，发给我的电子邮件多了好多。”巴里·巴里什教授说：“似乎我们的意见，特别是关于科学方面的意见，变得非常重要。”雷纳·韦斯教授插入一句，“事实上，我们并没有比之前更聪明啊！当然能把自己的科学理念与更多人交流，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关于中国科研、青少年培养、诺贝尔奖，三位诺贝尔物理学奖新得主很有话说。

　　希望与中国加强合作

　　对于中国的科研创新，有何建议？雷纳教授直接将话题带入引力波研究。“我一直在思考，下一代，也就是第三代引力波探测器建设应在酝酿中。”他说，与第二代不同的是，这个领域的研究，应该从天文学视野，进一步扩展到宇宙学。随着技术的成熟和演进，我们应该追索宇宙初起时的可以作为观察点的那些黑洞，探寻它们是如何起源、演进的。目前对第三代探测器的考量，欧洲酝酿在地下铺设拥有十公里长探测臂的全新大科学装置，而美国的考量是在地上铺设40公里长探测臂的大科学装置。雷纳希望中国在这一层级的研究中能参与进来并慎重考量方案。

　　巴里教授曾与中国不少研究机构有交流。他提出：中国其实在许多科研领域有较强实力，但是参与国际合作的时候似乎过度强调“中国自己的东西”或“中国主导”。他坦言，如果在国际科技合作中能更专注科学目标，而非过度突出中国主导，可能反而能更好地投入到科研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借鉴日本和美国模式

　　如何才能有更多“诺贝尔”级别的研究？基普教授说：“诺贝尔奖级的研究是有风险的。”他说，日本近年来涌现许多高水平的科学研究项目及人才，源于一个“集中”的机制——一旦认为某位科学家能力强、方向很好，政府及相关机构就会投入很多资源，放手让其做这个事。近年来物理学领域崭露头角的两位日本科学家，一位发现了中微子是有质量的，一位验证了中微子在自由运动时会发生变化，都是基于这一机制。

　　他还介绍，美国高能物理学界有个传统——科学家决定科学仪器的方向。就是每十年学界都会做一个对于科学研究的总结和展望，每一位身在其中的科学家都会努力表达自己的意见，对自己研究的价值进行论述，竞争非常激烈，经过热烈讨论达成共识后，将在报告中写下未来哪些方向是最重要的。报告成文后，还将由相近学科领域的权威专家进行共同评审。最终，这份报告将递交给政府和资助研究的相关部门，后者据此给予资助。

　　雷纳教授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参与科学家对于中小学生的科研启蒙计划，常为他们带去自己的实验器具，让孩子们亲手测量体验。“我的经验是，幼儿园就可以进行创新教育了，而六年级的孩子好奇心特别强，到了八九年级就不行了，十年级又开始‘懂事’了，求知欲特别强。”在他看来，创新教育甚至可以从幼儿园开始，而更多科研人员身体力行参与其中，将会产生更好的社会效果和舆论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