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孩子少点不必要的课业负担。据媒体报道,近日长宁区各小学从规范作业入手,使作业减量增质,并规定学校不能超量、超纲;不能滥用校外辅导书;不能突破市教委规定的小学生回家作业的时间。近年来,围绕中小学生减负,上海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规定,并取得一定成效,然而就在教育部门发出减负禁令的同时,校外补习的热潮却一浪高过一浪,“校内减负、校外补”。过多的课外培训正在让中小学生承受过重的压力。如何让校外补习的热潮回归到理性的层面?
课外补习过多学生负担增加
去年,网上一项“每学期你为孩子报几个课外辅导班”的问卷调查显示:上海80%的孩子一学期参加1到3门课外培训;9%的孩子参加4到6门课外培训,更有1%的孩子参加7门以上课外培训,仅有10%的孩子没有参加课外培训。课外培训主要针对语数外学科补习。
同样去年底,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16年基础教育发展调查报告》显示,根据国内某教育培训机构的开班列表统计,其2016年下半年至2017年上半年开设小学阶段辅导班次7万多个、初中阶段近4万个、高中阶段1万多个,小学阶段开设的班次比初中与高中之和还要多。
“在我周边也看到小孩子除了睡觉,其他时间都在补习功课,周末也是连轴转。现在二孩多了,父母陪不过来,外公外婆也一起跟着。”市人大代表金永红表示,不顾孩子的兴趣、要求,一味增加课外补习的时间,随之而来的负面影响可能是,孩子对学习失去兴趣,个人爱好以及家庭娱乐时间减少,长此以往对孩子身心健康发展弊大于利。
狭隘就业观是减负难深层原因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中小学生纷纷加入补习大军?
课外补习经常被比作学校教育的“影子”,学校教学质量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学生和家长选择校外培训的热情。长宁区规范学生课后作业,减量增质的做法得到广大家长的肯定和支持,但是也有网友点评“减负又保证竞争力才有意义”。
“前一段时间学生减负把晚托班砍掉了,一刀切,一刀切简单,但忽视了教育是一个复杂的工作。因材施教,我们的材是丰富多彩、千姿百态的,所以我们的教育方法也应该是千姿百态的,一刀切肯定有弊端和缺陷。所以我觉得学校也要有所坚持。”
晚托班曾经为许多小学家长承担了放学后看护孩子,并且在学习方面起到一些查漏补缺的作用,最终因为减负被取消。但是,据了解,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上海所有小学将逐步开展15:30—16:00的快乐三十分活动以及16:00—17:00的看护服务。
晚托班的重办给家长一个不上补习班的理由,但是在市人大代表郑惠强看来,如果学校在招生中,仍然过度关注“特长”、“超常”等因素,那么学生通过课外补习快速提高成绩的现状就不会改变。
为了享有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在学校招生的引导下,学生不得不在校外参加各类培训,希望以奥数、奥英等竞赛获奖证书以及各种各样的等级证书作为敲门砖,敲开名校大门。
“为什么减负减不下来,因为有高考的指挥棒,高考的指挥棒背后是就业指挥棒,就业指挥棒实际上是我们的就业观限制的。”市人大代表金永红认为,从更深层次看,狭隘的就业观造成了家长对课外补习的热衷。
得到一份收入高、社会地位高的职业,是大多数家长对孩子未来的期许,这意味着孩子要进入好的学校,要在学习上拔尖。“人人都去追求成功,但是我们所谓的成功人士无非就一两个模式,那么在这样一个社会价值观的引领下,你说我们的学生还能减负吗?”
减负,政府需引导多元就业观
学生减负是一个复杂的综合问题。如何让大多数家长对课外辅导的选择更加客观理性?
金永红代表认为课外培训也在落实因材施教,它的存在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如果学生在学校能够“吃饱”、“吃好”,那么家长的选择自然会趋于理性。“我们的有些材在学校吃不饱,这就要做更深地探讨,为什么我们不能提供相应的教育呢?”他认为因材施教,学校教育的方法也应该千姿百态,多一些个性化教育。
但是同时他也提出,如果学校仍然以成绩作为录取人才的主要依据,那么关于减负的一切努力都将变得失去意义。
据了解,去年11月,市教委发布通知,明确各类中小学不得将各类获奖证书,各类等级考试证书作为招生录取依据;不得将招生与社会培训机构办班挂钩;不得参与社会培训机构举办“幼升小”或“小升初”的各种学科类班。“教育部门要履行对学校的监管,我认为是正确的,监管的措施一定要落实,现在好多东西仅停留在规定上,在落实上是很欠缺的。”
除此之外,他认为政府“还需要从更高的层面作出布置引领,如果眼光仅仅局限在一段时间里,那么作用也是有限的。”
金永红代表特别提到上海正在申办国际技能大赛,“我们蓝领做的修车、插花、园艺等等都可以拿到国际技能大赛的平台上展演,是国际技能上的奥运会,大赛实际上宣传的理念是技能的价值。”
“我认为,整个社会应该营造一种氛围,就是社会的价值观我们要有正确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