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纪念上海开埠180周年—讲好上海故事系列活动”首场报告会在张江科学城举办。活动由教育部基地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筹）、上海江南书院等共同主办，希望展现上海“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以提升城市软实力。
熊月之作《上海开埠初期的难事、趣事与意外事》专题报告 供图 上海江南书院
当日，上海社科院研究员、中国城市史研究会会长、上海江南书院院长熊月之作《上海开埠初期的难事、趣事与意外事》专题报告。据介绍，1843年以后到1864年二十多年间，上海实际上有过两次开放。第一次开放，即开埠通商，设立租界；第二次开放，即1853年以后租界向华人开放，华洋混处，上海城市重心北移，范围扩大。第一次开放决定了上海与外部世界特别是欧美世界的联系，第二次开放决定了上海城市内部的结构，影响了上海在整个中国的城市地位。
熊月之指出，第一次开放，上海地方政府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平实地履行国际条约，通过华洋分处、分设海关、划定租界、避免冲突等方式，平缓地度过了因开埠带来的冲击，在被动中有主动，营造了较为宽松的营商环境，也顺应了江南地区投身国际贸易的内在需求。
第二次开放，因上海居民遭遇突如其来的战乱，当租界成为华洋混处的共同空间后，国际、国内多种因素错综复杂作用的结果导致中外利益共同体的形成。熊月之认为，“这是寓居在上海的外国人与寓居在上海的江南人，讲究实际的智慧结晶。这是一种自发的社会秩序，也可以说，这是当时寓居在上海的中外商人的智慧结晶。”
1853年，上海对英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已经超过广州，跃居全国第一。到19世纪50年代末期，在中外经济、政治、文化联系方面，上海在“五口”中已处于遥遥领先位置。据悉，到19世纪五十年代初，上海已有外侨二百多人，住宅一百多幢；建有英国伦敦会、美国美以美会、美国浸礼会等教堂；设立有英、美、法、葡、荷、丹、普鲁士、汉堡、瑞典与挪威等国领事馆；另有墨海书馆、洋文书馆、《字林西报》等文化机构；医院、药店、银行、学校及娱乐场所也次第兴建起来。五口通商，为何上海独盛？熊月之认为，综合而言，这与地方民情风俗、文化传统，地方官处理事务的眼光与能力，都有关系。
上海开埠以后，也发生过一些现在看来的趣事。“最早抵达当时上海县城的外国人，都是英国人，他们身材高大，皮肤白皙，高鼻、深目、卷发，与中国人相貌颇为不同。开埠以后的上海本地人，第一反应是好奇、围观。上海人商业头脑向来发达。见有那么多人喜欢围观西洋人，有人就明白这是个商业机会，于是动了赚钱脑筋：卖票，有偿参观。”熊月之指出，“对于这则史料，不少人曾表示怀疑，但是，后来看了外国人的通信，特别是他们写的笔记，这才得到证实确有其事。不光在上海城里是有偿参观，在乡下也是一样。”究其原因，上海有经商传统，但没有仇洋传统，所以没有反入城斗争，也没有发生强烈的中外冲突，除了好奇，就是赚钱。（文 彭丽 于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