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图书馆2018年度大展将于11月份揭幕

　　原标题：聚焦中国古代图书装潢艺术，别样视角了解古籍之美 上海图书馆2018年度大展将于11月份揭幕

制图：李洁

　　■古代图书的装潢不仅仅是一门技术，也是一门艺术，是评判古籍等第高下的一个重要依据。此次大展将展出明清以来知名收藏家项元汴、黄丕烈、龚心钊、吴湖帆等装潢的珍贵典籍，文献品类涵盖佛经、书籍、碑帖、尺牍，装池形式包括线装、蝴蝶装、经折装、册页装、卷轴装等

　　千百年来，古代图书装潢具有不少值得欣赏与借鉴的艺术形式与内涵，但许多人因为不容易接触到高级别的文物原件，对此没有直观的认识。将于11月份揭幕的上海图书馆2018年度大展 “中国古代图书装潢艺术”，让人们有机会从这个特定的视角了解古籍之美。

　　记者获悉，此次大展将展出明清以来知名收藏家项元汴、黄丕烈、龚心钊、吴湖帆等装潢的珍贵典籍，文献品类涵盖佛经、书籍、碑帖、尺牍，装池形式包括线装、蝴蝶装、经折装、册页装、卷轴装等，并分类展现绘画、书法、篆刻等传统艺术在图书装潢中的运用。目前，重量级展品已陆续公布，每一件都堪称是上海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蝴蝶装，宋代流行的书籍装潢样式

　　据上海图书馆2018年度大展学术顾问陈先行介绍，古代图书的装潢不仅仅是一门技术，也是一门艺术，是评判古籍等第高下的一个重要依据。在第一部官修善本书目——《天禄琳琅书目》中，便明确记录了以不同质地色彩的材料装潢不同版本级别古籍的情况，说明图书的等第越高，装潢的档次也越高。比如，宋代流行的一种书籍装潢样式是蝴蝶装。具体做法是，把书页依中缝将印有文字的一面朝里对折，各页中缝对齐粘在一张裹背纸上，然后再装上书衣。真正的宋装今天已难能见到，蝴蝶装的样式，主要通过 “黄装”来了解。“黄装”是指清代著名藏书家、版本学家黄丕烈装潢的书。黄丕烈凡得到宋元旧本，往往用蝴蝶式重新装池，书林俗称 “黄装”。

　　本次展览将展出的一部宋刻孤本——《重雕足本鉴诫录》，是 “黄装”的一个样板。这是五代后蜀何光远纂辑的一部书，汇编唐、五代有关政事的故实。从书上留下的痕迹来追溯，它在明代曾经是大收藏家项元汴的斋中之物。清初，朱彝尊、王士禛、曹寅等大名家曾经过眼，最后黄丕烈以高价将其买下，每页花去银子四钱六分。书到手后，黄丕烈对它进行了重装，并在题跋中详细记录下了具体做法。大致意思是：这书原先是项氏天籁阁装的，在破损处补缀的都是明代的白纸，与宋本旧书页颜色配不上，所以自己在重新装潢这书时，特地用储存的宋代旧纸替换了明代的白色纸，只是裁切保留了项元汴钤盖收藏印的部分，所以才会有整幅黄色的背景上出现两小方白色的 “奇观”。除此之外，黄丕烈还专门用宋代金粟山藏经纸制作了书衣，并为此书订制了织锦函套和楠木书匣。在黄丕烈之后，该书又传到了同治、光绪两朝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手里，成为著名的翁氏藏书中的一部，堪称国宝。

　　苏东坡诗中的“硬黄”，是敦煌写经常用的纸张

　　在古代图书装潢中，手卷也是一种常见的形式，通常也叫作卷子。它的装法是将书页粘连成长幅，在尾部装上木头或其他材料制作的圆轴，然后从左到右将纸幅卷成一束收起，阅读时则自右向左逐渐展开。卷首背面装上丝织的裱头，收起时将全卷包住，即所谓覆背，系以丝带，以玉别固定，既起保护作用，又有装饰效果。

　　展览中将亮相的 《六朝唐人写经残字卷》，是敦煌散出的遗物，十分珍贵。它由两页佛经写本的残页合装而成，自右向左逐渐展开，手卷的引首是吴昌硕所题“石室鸿宝”四个字。紧接着是清末民初地位极高的大词人郑文焯的题记，大意是说这两页佛经中的第一页是六朝人书写的 《妙法莲花经》，古茂有拙气。第二页是唐朝人写的《摩诃波罗密经》，则宕逸有致。它们都出自敦煌石室，虽然是残页，仍然是难得的宝物，点明了吴昌硕题辞的含义。

　　值得一提的是，它们不仅传递了那个时代的书法之美，而且是研究造纸史的可贵实物。据卷尾大名鼎鼎的“扬州大方”方尔谦的题跋，前一页白色纸是六朝写经纸，质地坚韧紧致；后一页深黄色纸，软薄加光，是有名的“硬黄”。所谓“硬黄”，是用黄蘖染色，再加浆或涂蜡使之光泽莹滑，且能防蛀久藏，敦煌写经常常用硬黄纸。苏东坡诗“新诗说尽万物情，硬黄小字临《黄庭》”，说的就是这种纸。

　　“手卷”是卷轴装中的一类，与之相应的还有挂轴，又称立轴。通常情况下这是书画的一种装潢形式，不过，大量金石拓片、少数尺牍甚至书页也有被装成这种样式的，比如本次展览将要展出的王国维题跋 《后汉书郡国志》残页，就装成了挂轴。

　　古籍附属的书具修复工作也不容忽视

　　另一件备受关注的展品，是经折装的宋拓碑帖 《九成宫醴泉铭》。经折装，即将整幅长纸按一定宽度加以折叠，然后再在前、后 （上、下）加装木版或织锦面的封面、封底，使成书册。本次展出的这部北宋拓本，先后由明清之际当过三朝宰相的党崇雅、清代道光年间兵部尚书初彭龄、嘉庆年间内阁学士翁方纲等人递相收藏。到1934年，收藏家龚心钊花了六千大洋将其买下，并重装了该碑帖。

　　极为难得的是，龚心钊尽可能地保存了原来的材料和面貌。首先，原书封面、封底的面料用的是缂丝，虽然多有磨损，但重装时只用包角的余料略做补缀，基本保存了宋代缂丝的原貌。其次，碑文四边的旧装宋纸都予以保留，不作更新。第三，原书的背页因为年久脱落，重装时用储蓄的宋软黄纸、贵州楮皮纸各一层进行了加褙。最后，加固旧装的明代提花缎如意纹四合函套，再包以柔软坚韧的鹿皮。为了装好这部书，龚心钊特地把北京的名工王仪堂招到上海，完工之后，特别让王仪堂题写了一张名条，粘于书背。在古籍装潢中，装工留名是很少见的，这可视为一种特殊的褒奖。

　　陈先行指出，从此次展览可以看出，完备意义上的装潢除图书的装订外，还十分重视书籍装具如函套、书匣、书箱等等的设计与制作。遗憾的是，如今古籍修复的主要关注对象是书籍本身，对附属的书具一直有所忽略，以至很多材料、样式都非常珍贵的原配书具破损却无人过问。这是目前古籍修复工作中的一个盲点，亟待业界加以重视、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