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保证文物存放和运输安全，上博文物囊匣制作技艺得到传承创新 四代接力，为珍贵文物“量体裁衣”

上博文物囊匣制作传承人江瑞南在制盒。（资料）

　　说起文物囊匣这个词，对很多人来说也许有些陌生。它是为文物“量体裁衣”制作的外包装容器，以保证文物的存放、运输安全以及存放环境的稳定洁净。文物囊匣制作或者叫制盒，是一门有着悠久历史传承的手艺。在上博，有人专门负责文物囊匣制作，现有的两位制作人员不仅是师徒，还是父子。近日，记者敲开了正忙于制盒的上博文物囊匣制作传承人江瑞南、江伟的门，听他们讲述制盒技艺和盒子背后的故事。

　　现在一天可制作一个盒子

　　江瑞南、江伟的办公室在上海博物馆的建筑里“藏得很深”，房间由一条走廊改造而成，约30平方米，一半用于堆放材料，一半用于工艺制作和办公。在敞开的桌子上，堆了五六个大小形状不同的盒子半成品，由无酸纸和蓝棉布包成的外壳已经做好，他们正在做里层的内斗。打开的外盖上覆着真丝，里面是填充的真空棉，摸一摸，手感非常舒适，它们像一层皮肤一样，呵护着里面娇嫩的文物。

　　“像这样的盒子一个月大概可以做20个，平均下来一天一个。”江瑞南介绍，他们通常会依据来自库房的“订单”，同时制作一批盒子，时间成本不是根据大小，而是根据存放文物的复杂程度。比如有些文物包含盖子、底座等多个部分，做盒子时，需要根据不同部分的形状设计内囊，有的还要设计多层，好让它们能够存放在一个盒子里。

　　上博的第一代制盒人陈槐林是1952年从民间招来的，他将这门老手艺引入博物馆。江瑞南的桌上有一本薄薄的　《古锦囊匣制作技法》，是陈槐林的学生整理的陈槐林技法记录。陈槐林曾有些悲观地说，“如果我们这些老人退休之后，这些手艺也没有一个记录，不知还能否传下去。”幸运的是，这门手艺在上博并没有断代。

　　陈槐林的徒弟王芝蓝就是江瑞南的师傅。江瑞南从1993年开始接触文物制盒。在这之前，他在上博文物保管部门工作，有着十几年整理文物的丰富经验。文物制盒要了解文物特性，包括文物修复中比较脆弱的部分，以保证制作时有的放矢地保护文物。除了文物看得多、上手多，江瑞南之所以被当时负责制盒的王芝蓝相中，还和他的手巧有关，“我以前还给保管部的同事做过衣服。”

　　为了不让这门手艺失传，江瑞南早就看好儿子江伟“继承父业”。“我在家里经常看到父亲制作锦盒，从小就帮忙打下手，时间久了，也对制盒产生兴趣。同时自己也觉得，有责任把父亲的手艺传承下去。”江伟2014年通过严格考试，正式进入上博工作。根据管理要求和部门需要，江瑞南在2016年退休后继续返聘，发挥余热的同时也带带这位“新手”。

　　过去，文物制盒用马蹄刀、黄板纸，做一个盒子要花上一个月。上博有100余万件馆藏文物，其中珍贵文物约14余万件，纵然现在一天可以做一个盒子，这么多文物做得过来吗？江瑞南估算，四代人一共为大约60%的馆藏珍贵文物制盒。他记得，最忙的时候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应对馆舍搬迁，为了将文物从老馆搬运到新的保管地点，急需一大批文物囊匣。“当时采用了应急做法，是根据大概尺寸做批量生产的简易版，博物馆各个岗位动手能力比较强的人都征集过来，现教现学，大家围在大堂，一起做了几个月盒子。”文物保管部门会根据文物的珍贵程度、危险程度，以及展览需求来排列制盒的优先级。由于库房面积限制，也给盒子存放的数量带来了瓶颈。等到上博东馆建成，将有更多珍贵文物穿上防护外衣。

　　传承中不断创新制盒技艺

　　问起江氏父子在上博的岗位全称，江伟拿出一张聘书，上面写着“文物修复与研究——制盒”。他介绍，之所以要把制盒归在“文物修复与研究”里，是因为现在制盒不仅为了运输防震，还为了预防性保护。制盒也是一种文物环境控制，保证文物存放微环境的稳定和洁净。即便是在恒温恒湿的库房里，这层保护外衣也可以让它受外界温湿度的影响更小。

　　江伟进入制盒组前在库房待了三年，跟着老师傅们认真学习如何提用和接触文物。“制盒的第一步是量尺寸，量好后‘放’多少出来也需要经验，做大了浪费，小了不安全。还要根据文物的特质情况和损害程度判断嵌内囊的位置，接触点一定要选取文物最牢固的位置，脆弱的地方要腾空，不能让它受力。所以制盒需要熟悉文物的人，否则会影响做出来的质量和文物安全保障。”

　　江伟跟着父亲学习了两年，工序流程已基本掌握，但经验技艺需要慢慢积累。江瑞南还是有点不放心儿子单独制作接触文物的内囊，“易碎文物制盒过程中要非常小心，否则对文物会有更大的损伤。有些青铜器本身已经酥脆，只能根据形状一次性做好，没有‘试穿’的机会。”

　　如今，江伟已经渐渐独自上手做比较简单的文物囊匣，对于这门手艺，他还有更多想法。“现在不仅是传承，还要革新发展。一方面有新的材料逐渐出现，以后还有打样机配合手工制作，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无酸纸就是近两年引入博物馆制盒的新材料，它的特点是不会散发有害气体，相比过去的黄板纸成本虽然提高不少，但更加安全。

　　此前，江伟和父亲在西安看到某公司使用无酸纸制作的囊匣，纯靠机器打印拼装，和传统做法完全不同。他们试做了一批拿给库房用，很快收到反馈——这种拼装方式使用起来不方便。于是，父子二人商量，决定采取折中办法，用传统技艺制作新材料。现在上博使用的就是这种“改良”后的囊匣，外面仍包着蓝布，造型维持原样，只有“住”进去的文物才能感受到新的变化。

　　不过，江伟并不满足于“改良”，他想继续革新，通过逐步调整盒子的设计细节，最终舍弃蓝布包装。“一般板材多少都会挥发对文物有害的气体，尽可能全部使用无害新材料，也是为文物安全考虑。”此外，过去文物类型较单一，现在需要应对的文物种类、材料性质越来越多，如何设计不同的盒型存放它们，也是摆在江伟未来工作中的难题。“我有耐心和比较长的时间规划，会慢慢探索，逐步改进。”

　　江瑞南手里的囊匣制作正在准备申报非遗，但盒子最终是为了文物的安全考虑，没有什么传统是改不得的。他很支持儿子的创新想法，打算再带儿子一年，至少等打样机真正应用进制盒工艺之后。“我们对文物有感情，对技艺传承有责任，要一代代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