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复兴公园周边一平方公里内，密集分布了一大会址等十多处重要革命旧址、遗迹 从这片上海街区出发，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向前

　　

　　中共一大会址前的升旗仪式　　

　　在复兴公园绿茵丛中，有一尊马克思、恩格斯大型雕像，它高高耸立在一片苍翠的香樟、雪松之前，是上海标志性的红色雕塑。

　　马恩雕像坐落于此并非偶然。因为在复兴公园四周，是以党的诞生为标志的一片“红色源头”区域，其周边一平方公里内，密集分布了10多处革命旧址、遗迹，它们彼此都相隔不远，步行即到。中共一大会址离这儿很近，步行仅10来分钟。公园北侧仅百余米的老渔阳里2号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诞生地。而仅一个弄堂之隔的新渔阳里6号，则孕育了中国的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此外，中共一大代表们集体食宿的博文女校、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故居、《新青年》《建设》《星期评论》等革命刊物的编辑部都设置这一区域内。这一系列革命旧址、遗迹，构成了一个伟大政党从酝酿、筹备到组织、诞生的完整过程。

　　中共二大会址夜景

　　“就是从这片方圆不足一平方公里的上海街区出发，一批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朝着认定的方向，坚定地向前走去。可以说，这里是党的‘初心之地’，点燃了信仰之火，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陈列研究部副主任张玉菡说。

　　老渔阳里2号：“开天辟地”的前奏，在这里完成

　　从复兴公园北门出发，沿着雁荡路步行百来米，便到了南昌路。与隔壁淮海中路的车水马龙、霓虹闪耀相比，这里显得淡然而静谧。马路的格局，和100年前的环龙路相比，没有多大改变。

博文女校,是一大代表的暂住地，也是大会筹备地，位于今太仓路127号

　　98年前的春天，一位身着长衫的中年人，带着行李走进这条路上的老渔阳里2号。他是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那是1920年初，为躲避追捕，陈独秀与李大钊迎着鹅毛大雪，乘坐带篷骡车悄悄离开北京。李大钊和陈独秀约定：我在北京，你在上海，我们分别做建党的准备。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故事。

　　而改变中国历史“开天辟地”的前奏，正是在这里完成：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这里诞生；陈独秀、李达、李汉俊、俞秀松等许多党的历史上重要人物在此留下了忙碌的身影……

　　这是一幢坐北朝南的两层楼砖木结构的石库门住宅，高高的门楣上方有一个砖砌的“A”字形的门檐。这栋宅邸原是安徽都督柏文蔚的居所，人称“柏公馆”。随着陈独秀南下上海，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刊物之一——《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由北京再迁回创刊地上海。据史料记载，从1920年4月到1922年 10月，《新青年》在老渔阳里2号共出9卷54号，事实上担任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机关刊物的角色。在这里，陈独秀等人还创办了 《共产党》等刊物，树起了共产党的旗帜。

复兴公园里的马克思、恩格斯雕像

　　仿佛有着神奇的磁力，这里先后聚集了李汉俊、俞秀松、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李达等一批新文化运动者和早期共产主义者。据陈望道回忆：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反复地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经李大钊介绍，在老渔阳里2号会见陈独秀，共同商讨建立中国共产党。经酝酿筹备，1920年6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老渔阳里2号成立，当时暂名“社会共产党”，8月定名为“共产党”。因其在党的创建中发挥了组织发起的作用，史称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中共上海发起组的联络指导下，仅用大半年的时间，武汉、北京、长沙、广州、济南各大城市，以及旅日、旅法华人中纷纷成立了早期共产党组织。

　　毛泽东曾经在1920年来上海时到此拜访陈独秀，他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曾说：“我与他（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老渔阳里2号还是中共一大的筹备处和一大召开期间的 “秘书处”。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沪，经商议后决定于7月下旬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即以老渔阳里2号为联络处，由李达、李汉俊出面进行了具体的筹备，致函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委派代表，确定会议地点和日程，起草并刻印有关文件。“一大”召开后，这里还成了党中央机关的所在地。

　　新渔阳里6号：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这里发起成立

　　如果说，老渔阳里孕育了党的诞生；新渔阳里则孕育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诞生。1920年 8月 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新渔阳里6号发起成立，俞秀松担任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1920年 9月，这里挂出了“外国语学社”的招牌，对外称：“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其实，这是党开办的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用学外国语掩护革命活动。当时，学员主要由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或青年团推荐，每月的生活费只有5元6角，条件十分艰苦，但他们内心富足、信仰坚定，有时节衣缩食，5个人分吃4个人的饭菜，用省下的那一份饭钱购书买报。半年后，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等20多位学员分赴苏联学习，他们日后都成了中国革命的骨干。1920年10月3日，上海机器工会在新渔阳里6号举行发起会，一个多月后正式成立。从此，中国工人阶级有了第一个群众组织。

　　据相关人士回忆，老渔阳里2号原先与新渔阳里6号有弄堂相通，两处相隔仅数十米。当年，可从南昌路直通到淮海路，在这里匆匆来往的有许多将民族兴亡、国家前途视为己任的革命青年，弄堂里常常回响着他们的读书声、论辩声，这条通道也被称为“共产主义小道”。如今，静静凝听历史回响，仿佛依然能感受到当年的激情飞扬、热血沸腾。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党的初心之地。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孕育、诞生。说到孕育，渔阳里无疑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历史交汇点。”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建刚认为，如果说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的“产房”，那么，渔阳里则是“十月怀胎”之地。

　　博文女校：一大代表的暂住地，也是大会筹备地

　　新天地东南角，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人流不息，排队等候参观的队伍有时从兴业路一直蜿蜒到了马当路。而距此仅200米之遥的太仓路127号却很平静，漆黑大门上一对门环，给人“隐于市”的感觉。这里如今是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办公场所，在97年前，则是青春盎然的博文女校。

　　1921年7月时值暑假，原本安静的校园突然又热闹了起来。一位又一位访客来此入住，自称是“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的成员。这些人，分别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包惠僧、刘仁静、周佛海。他们真正的使命是要做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博文女校创办于1917年，中小学合一。校长黄绍兰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堂，思想进步，曾参加黄兴领导的南京二次革命。关于该校缘何被选作中共一大代表的住宿地，学界至少存有三种说法。一说是李汉俊联系的，他的住处邻近博文女校，他的新嫂子薛文淑当时就在那里求学，应当了解学校放假校舍空置的情况，李汉俊又与女校校长黄绍兰有同乡之谊，不难商量。二说是李达夫人王会悟联系的，她当过黄兴夫人徐宗汉的秘书，而徐宗汉又是博文女校的董事长。缘此，王会悟与黄绍兰相熟，熟人好办事。三说是董必武与黄侃有同学之谊，当时黄侃任教于武昌高师，董必武通过黄侃致信黄绍兰，称北京大学的一些师生要利用暑假到上海旅游，希望能借博文女校小住。随后，再由李达（一说王会悟）出面，与黄绍兰晤谈商定租借女校之事。

　　不管最终哪种说法成立，该校优越的地理位置显然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位于法租界，距离作为一大主会场的李公馆步行不过五分钟，往来十分便利。

　　这是一幢沿马路的两层砖木结构石库门建筑，坐南朝北，内外两进。据回忆，代表们都住沿马路二楼，毛泽东、何叔衡住西半间，王尽美、邓恩铭住西间，董必武、陈潭秋住东半间，包惠僧、周佛海、刘仁静住东侧北半间和中间。会议期间，邓中夏路经上海，也在此住过几天。李达、李汉俊各住自己家中。陈公博携新婚妻子住在大东旅社。

　　事实上，不能将博文女校简单地看成是中共一大代表的食宿地。会议期间，代表们除了到李公馆开会，以及最后一天转移到嘉兴南湖，大多数时间是在博文女校中度过的，他们操着南腔北调，热烈地交流各地早期共产党组织的活动情况以及革命理想。据代表们回忆，还在女校楼上举行了预备会议，商讨大会议程和开会地点。会议中讨论交流、酝酿有关文件等大量活动在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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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心触摸这些不可磨灭的红色记忆，依然能感受到当年的风云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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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天的大会共召开了三次全体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会址位于上海市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即时任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的寓所。剩下两次全体会议会址仍待考证。

　　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时，李达的妻子王会悟抱着孩子在门口放哨，警惕地注意着来往行人。12名党代表热烈地讨论了中国的时局及对策。为了安全，大会决定以小型的分组会为主，尽量减少全体会议的次数，且每次会议都要更换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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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记载，当年的中共四大是以英文补习班的名义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扮演的是英语老师的角色。开会时，20位正式代表就挤坐在向街坊邻居借来的椅子上，当听到响铃声——楼下负责警戒的女工在报信——代表们就赶紧收起议案文件，拿起英文书作为掩护，原本声音不大的二楼，便传出阵阵英文诵读声。再往上的阁楼，是外地代表的临时宿舍。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在这种艰苦又隐秘的状态下，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展开了系统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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