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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片上海街区出发 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向前
文汇报  2018-07-02 08:49:24

  原标题:复兴公园周边一平方公里内,密集分布了一大会址等十多处重要革命旧址、遗迹 从这片上海街区出发,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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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一大会址前的升旗仪式  

  在复兴公园绿茵丛中,有一尊马克思、恩格斯大型雕像,它高高耸立在一片苍翠的香樟、雪松之前,是上海标志性的红色雕塑。

  马恩雕像坐落于此并非偶然。因为在复兴公园四周,是以党的诞生为标志的一片“红色源头”区域,其周边一平方公里内,密集分布了10多处革命旧址、遗迹,它们彼此都相隔不远,步行即到。中共一大会址离这儿很近,步行仅10来分钟。公园北侧仅百余米的老渔阳里2号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诞生地。而仅一个弄堂之隔的新渔阳里6号,则孕育了中国的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此外,中共一大代表们集体食宿的博文女校、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故居、《新青年》《建设》《星期评论》等革命刊物的编辑部都设置这一区域内。这一系列革命旧址、遗迹,构成了一个伟大政党从酝酿、筹备到组织、诞生的完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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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二大会址夜景

  “就是从这片方圆不足一平方公里的上海街区出发,一批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朝着认定的方向,坚定地向前走去。可以说,这里是党的‘初心之地’,点燃了信仰之火,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陈列研究部副主任张玉菡说。

  老渔阳里2号:“开天辟地”的前奏,在这里完成

  从复兴公园北门出发,沿着雁荡路步行百来米,便到了南昌路。与隔壁淮海中路的车水马龙、霓虹闪耀相比,这里显得淡然而静谧。马路的格局,和100年前的环龙路相比,没有多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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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女校,是一大代表的暂住地,也是大会筹备地,位于今太仓路127号

  98年前的春天,一位身着长衫的中年人,带着行李走进这条路上的老渔阳里2号。他是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那是1920年初,为躲避追捕,陈独秀与李大钊迎着鹅毛大雪,乘坐带篷骡车悄悄离开北京。李大钊和陈独秀约定:我在北京,你在上海,我们分别做建党的准备。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故事。

  而改变中国历史“开天辟地”的前奏,正是在这里完成: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这里诞生;陈独秀、李达、李汉俊、俞秀松等许多党的历史上重要人物在此留下了忙碌的身影……

  这是一幢坐北朝南的两层楼砖木结构的石库门住宅,高高的门楣上方有一个砖砌的“A”字形的门檐。这栋宅邸原是安徽都督柏文蔚的居所,人称“柏公馆”。随着陈独秀南下上海,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刊物之一——《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由北京再迁回创刊地上海。据史料记载,从1920年4月到1922年 10月,《新青年》在老渔阳里2号共出9卷54号,事实上担任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机关刊物的角色。在这里,陈独秀等人还创办了 《共产党》等刊物,树起了共产党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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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公园里的马克思、恩格斯雕像

  仿佛有着神奇的磁力,这里先后聚集了李汉俊、俞秀松、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李达等一批新文化运动者和早期共产主义者。据陈望道回忆: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反复地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经李大钊介绍,在老渔阳里2号会见陈独秀,共同商讨建立中国共产党。经酝酿筹备,1920年6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老渔阳里2号成立,当时暂名“社会共产党”,8月定名为“共产党”。因其在党的创建中发挥了组织发起的作用,史称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中共上海发起组的联络指导下,仅用大半年的时间,武汉、北京、长沙、广州、济南各大城市,以及旅日、旅法华人中纷纷成立了早期共产党组织。

  毛泽东曾经在1920年来上海时到此拜访陈独秀,他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曾说:“我与他(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老渔阳里2号还是中共一大的筹备处和一大召开期间的 “秘书处”。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沪,经商议后决定于7月下旬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即以老渔阳里2号为联络处,由李达、李汉俊出面进行了具体的筹备,致函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委派代表,确定会议地点和日程,起草并刻印有关文件。“一大”召开后,这里还成了党中央机关的所在地。

  新渔阳里6号: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这里发起成立

  如果说,老渔阳里孕育了党的诞生;新渔阳里则孕育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诞生。1920年 8月 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新渔阳里6号发起成立,俞秀松担任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1920年 9月,这里挂出了“外国语学社”的招牌,对外称:“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其实,这是党开办的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用学外国语掩护革命活动。当时,学员主要由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或青年团推荐,每月的生活费只有5元6角,条件十分艰苦,但他们内心富足、信仰坚定,有时节衣缩食,5个人分吃4个人的饭菜,用省下的那一份饭钱购书买报。半年后,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等20多位学员分赴苏联学习,他们日后都成了中国革命的骨干。1920年10月3日,上海机器工会在新渔阳里6号举行发起会,一个多月后正式成立。从此,中国工人阶级有了第一个群众组织。

  据相关人士回忆,老渔阳里2号原先与新渔阳里6号有弄堂相通,两处相隔仅数十米。当年,可从南昌路直通到淮海路,在这里匆匆来往的有许多将民族兴亡、国家前途视为己任的革命青年,弄堂里常常回响着他们的读书声、论辩声,这条通道也被称为“共产主义小道”。如今,静静凝听历史回响,仿佛依然能感受到当年的激情飞扬、热血沸腾。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党的初心之地。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孕育、诞生。说到孕育,渔阳里无疑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历史交汇点。”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建刚认为,如果说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的“产房”,那么,渔阳里则是“十月怀胎”之地。

  博文女校:一大代表的暂住地,也是大会筹备地

  新天地东南角,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人流不息,排队等候参观的队伍有时从兴业路一直蜿蜒到了马当路。而距此仅200米之遥的太仓路127号却很平静,漆黑大门上一对门环,给人“隐于市”的感觉。这里如今是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办公场所,在97年前,则是青春盎然的博文女校。

  1921年7月时值暑假,原本安静的校园突然又热闹了起来。一位又一位访客来此入住,自称是“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的成员。这些人,分别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包惠僧、刘仁静、周佛海。他们真正的使命是要做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博文女校创办于1917年,中小学合一。校长黄绍兰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堂,思想进步,曾参加黄兴领导的南京二次革命。关于该校缘何被选作中共一大代表的住宿地,学界至少存有三种说法。一说是李汉俊联系的,他的住处邻近博文女校,他的新嫂子薛文淑当时就在那里求学,应当了解学校放假校舍空置的情况,李汉俊又与女校校长黄绍兰有同乡之谊,不难商量。二说是李达夫人王会悟联系的,她当过黄兴夫人徐宗汉的秘书,而徐宗汉又是博文女校的董事长。缘此,王会悟与黄绍兰相熟,熟人好办事。三说是董必武与黄侃有同学之谊,当时黄侃任教于武昌高师,董必武通过黄侃致信黄绍兰,称北京大学的一些师生要利用暑假到上海旅游,希望能借博文女校小住。随后,再由李达(一说王会悟)出面,与黄绍兰晤谈商定租借女校之事。

  不管最终哪种说法成立,该校优越的地理位置显然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位于法租界,距离作为一大主会场的李公馆步行不过五分钟,往来十分便利。

  这是一幢沿马路的两层砖木结构石库门建筑,坐南朝北,内外两进。据回忆,代表们都住沿马路二楼,毛泽东、何叔衡住西半间,王尽美、邓恩铭住西间,董必武、陈潭秋住东半间,包惠僧、周佛海、刘仁静住东侧北半间和中间。会议期间,邓中夏路经上海,也在此住过几天。李达、李汉俊各住自己家中。陈公博携新婚妻子住在大东旅社。

  事实上,不能将博文女校简单地看成是中共一大代表的食宿地。会议期间,代表们除了到李公馆开会,以及最后一天转移到嘉兴南湖,大多数时间是在博文女校中度过的,他们操着南腔北调,热烈地交流各地早期共产党组织的活动情况以及革命理想。据代表们回忆,还在女校楼上举行了预备会议,商讨大会议程和开会地点。会议中讨论交流、酝酿有关文件等大量活动在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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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彭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