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传承红色基因 | 见证左翼文坛的一段友情

图说：挂着“瞿秋白故居”字样的12号，早已住进了普通人家 张龙 摄

　　 和上海很多老弄堂一样，上班、上学的年轻人走了之后，虹口区山阴路133弄东照里安静地罩在日光里。偶尔有快递经过，才打破些许冬日的沉寂。挂着“瞿秋白故居”字样的12号，早已住进了普通人家。

　　 1933年3月，当这名34岁的年轻人带着妻子搬进二楼朝南的那间房间时，不会有人知晓，不久之前，他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更是当时文坛的风云人物；3个月后，当夫妻俩从这里悄悄地搬走时，也不会有人想到，不久之后，这个看上去的“文弱书生”，将以不屈的姿态牺牲在国民党的枪口下。

　　 曾为中共最高领导

　　 虽然和恽代英、张太雷并称“常州三杰”，但是瞿秋白和上海有着很深的缘分。或许很多人并不知道，1923年，瞿秋白还曾参与创建了上海大学。然而，单从政治前途来看，1930年代初，当他再度定居上海时，一切并不如意。

　　 瞿秋白1916年赴武昌学习英文，1917年又随堂兄入京，考入当时的外交部俄文专修馆，学习俄文，并于1919年参加了五四运动和中南海总统府前抗议活动。1920年，瞿秋白被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聘为特约通讯员到莫斯科采访。1921年秋，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作为当时莫斯科仅有的翻译，瞿秋白进入该校任翻译和助教，讲授俄文。1922年，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瞿秋白成为了他的翻译。

　　 可以说，正是凭借着语言功底和一腔改变中国现状的热血，瞿秋白一步步向政坛中心靠近。1925年1月起，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上，瞿秋白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1927年8月7日，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主持召开会议（即“八七会议”），正式将陈独秀免职，并指定瞿秋白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

　　 但此后一系列起义和武装暴动失败的错误决定，让他尝到挫折的滋味。虽然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对这次左倾错误负有重要责任，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对这次左倾错误也负有直接的责任。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这个错误最终被定义为“左倾冒动主义”错误。那时起，政治上的一连串挫折和愈加严重的肺病开始缠绕瞿秋白。1931年，瞿秋白被解除中央领导任务，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政坛失意回到上海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瞿秋白夫妇回到上海后，曾借住在鲁迅、茅盾、谢澹如家中。鲁迅和瞿秋白可谓一见如故。1932年，神交已久的两人第一次在鲁迅位于北四川路的家中见面。从日常生活、淞沪战争、文学界近况等谈起，两人从上午一直谈到了夜幕降临。1933年初，为了使瞿秋白有个比较安全的生活和写作环境，鲁迅委托日本友人出面租合适的住所。3月1日，鲁迅和内山完造夫人一起去施高塔路东照里（即今天的山阴路133弄）看房子。两天后，鲁迅再去东照里，租定12号仿日式三层建筑的二楼南间。这间房间约16平方米，方形，南面有四扇大窗，光线充足。不久之后，鲁迅一家也搬入了马路对面的大陆新村。

　　 短短500余米的山阴路上，为何留下了鲁迅、瞿秋白、茅盾、曾联松等数十位文化名人的身影？虹口记忆传讲工作室首席传讲人、原虹口党校副教授张家禾告诉记者，这里的弄堂曲曲弯弯，为革命者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条件。而且，这一区域处于华界和租界的交界处，租界工部局通过“越界筑路”的方式，延伸自己的管控范围，同时有一种奇特的妥协——马路归租界管理，弄堂则归华界管理。这就为共产党人躲避国民党的跟踪和追捕提供了绝佳的条件。

　　 如今，位于大陆新村的鲁迅故居内，摆放着瞿秋白去江西瑞金时赠给鲁迅的工作台，无声地见证着一段始于16平方米厢房的伟大友情。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与书籍报刊》一书记载，当时，鲁迅经常遭受敌人的恶毒攻击，以及党内外非议和误解，因此，瞿秋白认为，正确认识鲁迅成为刻不容缓的大事。他要完成一个重要任务，编一本鲁迅的杂感集。

　　 帮鲁迅编辑杂文集

　　 为了避开打扰，瞿秋白装养病半卧在床上，关起房门看书，杨之华在门口的炉子上熬汤药。当时，瞿秋白的收入仅为当时上海普通工人收入的一半，而鲁迅的收入要丰厚得多。请瞿秋白为自己编辑杂文集，也是鲁迅在经济上接济瞿秋白，又能被其接受的一种方式。

　　 鲁迅很重视这本杂文选集，亲自设计版式，安排插图和校对文字，全书正文260页，共收录了鲁迅从1918年至1932年的杂文75篇。瞿秋白又花四天时间写完约17000字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运用马克思唯物主义史观原理，把鲁迅及其杂文放置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进行考察和分析。他指出，鲁迅杂文所体现的革命文学传统主要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韧”的战斗，“反自由主义”、反虚伪的精神。这篇序言，像是一道从小屋窗口发出的光，启发了许多左翼和进步的文化人士，增进了左翼内部的凝聚力。

　　 新民晚报记者 陆梓华

　　 【专家点评】磨难中见党性

　　 瞿秋白是我党早期一位重要领导人，一度主持过中央工作，但在1931年初六届四中全会上遭到不公正对待，离开了领导岗位。他身体不好，经济困窘，住处不安全，用世俗的眼光来看，此时的瞿秋白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生活上都是一个失意者。但瞿秋白并不以为意，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到文化战线的斗争中。当年在文化战线工作的夏衍回忆说：“在我和他断断续续的近两年的工作接触中，丝毫也没有感觉到他受了打击之后的委屈的心情。日常谈话的时候他是那样的乐观，那样的潇洒，那样的幽默，可是一接触到工作，他又是那样的生气勃勃，对敌人和旧社会的一切不合理现象具有那样强烈的敌忾和仇恨。”在政治和生活的双重磨难中，瞿秋白展现了一位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张家禾，虹口记忆传讲工作室首席传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