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让上海人迷上了普希金

　　在汾阳路、岳阳路和桃江路的街心三角地带可以看到一尊不大的铜像，这就是迄今已有80年历史，2次被毁，3次重建的普希金铜像。普希金是现代俄国文学的创始人，也是上海人非常熟悉的外国文学家，然而少有人知的是，将这位著名文学家、诗人、小说家推介到上海的是一位“去国怀乡”的游子，他就是当年上海滩上最具影响力的白俄流浪作家帕维尔·谢韦尔内，请注意这只是他的笔名，意思是“北方门徒”。

今日汾阳路上的普希金铜像

1937年2月10日在上海落成的普希金塑像

　　一、坎坷的前半生

　　上乌法列伊是俄国南乌拉尔的一座小城，20世纪初，这里诞生了两位文坛明星，一个是高尔基，另一个就是谢韦尔内（本名：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冯·奥利布里赫）。1900年9月27日，奥利布里赫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有男爵头衔，是个技术精湛的矿山工程师。关于父亲，奥利布里赫晚年曾自豪地写道：“他总能迅速地集中精力与智慧，他是南乌拉尔工业界的权威人士。”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身为贵族的老奥利布里赫站到保皇党一边，1919年被红军打死。父亲之死让小奥利布里赫对红色政权充满敌意，从叶卡捷琳堡军校毕业后，他投奔高尔察克白卫军，在第7乌拉尔师第25步兵团当连长。然而，革命大潮不可阻挡，高尔察克白卫军很快被红军击败,被赶出南乌拉尔，不得不一路亡命逃往远东。

　　在逃亡中，奥利布里赫多次与死神“邂逅”：他得过斑疹伤寒，因掉队差点被土匪杀死，跨越贝加尔湖时险些被冻死。这其中，他对贝加尔湖的冰寒印象最为深刻——为了渡过尚未完全冰封的贝加尔湖，10余万人的白卫军只活下来1.5万人。多年后，奥利布里赫用感伤的笔调写下了自传体小说《冰笑》。1920年秋，奥利布里赫等溃兵逃入中国东北境内，他在被白俄把持的中东铁路局谋得一份火车站站长的差事，没想到当地“红胡子”（土匪）将火车站洗劫一空，连站长也被绑架，后来才被铁路局花钱赎回。

　　在号称“白俄移民之都”的哈尔滨，文学成了奥利布里赫的生活寄托，他足不出户，利用所有时间进行创作。1922年，他在哈尔滨创作了剧本《尼古拉二世之死》，并加入白俄移民组织“星期一”文学协会。1931年，日本发动“9·18事变”，像奥利布里赫这样无依无靠的白俄人士（苏联政府取消了他们的国籍）为了避难，不得不徒步穿越大半个中国来到上海，希望找到“生活的希望”。

白俄作家谢韦尔内

谢韦尔内的妻子塔玛拉

　　二、活跃的异国“文曲星”

　　抵沪后，昔日的奥利布里赫就此消失，上海文坛升起一颗名叫“谢韦尔内”的新星，这也是他最脍炙人口的笔名。在上海的30年间，谢韦尔内创作了136篇小说、诗歌和杂文，出版了18部小说和文集，这比他后来回到苏联后创作的数量（10部）多得多，作品质量也很高，比如“俄罗斯怀乡三部曲”《乌拉尔的老故事》（包括《斯特罗加诺夫的手套》《涅维扬斯克的自鸣钟》《叶罗费·马尔科夫的石子》），长篇小说《污垢中的黄金》《从乌拉尔刮来的风》《高炉熔炼》《卡马河上的雾》，中篇小说《树皮鞋的足迹》，以苏沃洛夫、普希金和屠格涅夫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文集《独特俄罗斯的面容》《黑天鹅》《满洲原始森林的喧哗》《鲜血与陶瓷》等，都是当年享誉上海文坛的力作。

　　1935年是谢韦尔内的“创作井喷年”，这一年里，白俄画家M.A.基奇金当选为上海“星期一”协会主席，他让会刊《星期一》编辑部变成“百家争鸣”的艺术创作室——作者拿出作品，读者可以提出问题、建议和评价，意见不合便开始激烈讨论。谢韦尔内就极为活跃，他发表的作品也最多，用上海俄文报纸《霞光报》主编阿尔诺利多夫的话说：“他的光芒让别人都黯然失色了。”同年10月14日，“星期一”协会产生新一届监察委员会，谢韦尔内众望所归地当选主席。11月，他又被选为“赫拉姆”协会监察委员会主席（“赫拉姆”是1933年由俄国移民在上海成立的“艺术家、文学家、演员和音乐家协会”的缩写）。由于几乎吸纳了所有驻沪俄国文艺界名人，“赫拉姆”协会在俄国移民及上海社会之中都有较大的影响力。“赫拉姆”协会十分活跃，每周至少组织一次晚会，但繁杂的社会活动并没有影响谢韦尔内的文学创作。随着名声日隆，谢韦尔内成为白俄文艺社团乃至整个上海文学界的巨星。

谢韦尔内1935年出版的文集《鲜血与陶瓷》封面

谢韦尔内作品《斜视的圣母玛丽亚》封面图

　　三、推广普希金的第一人

　　1937年是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逝世百年，为了纪念这位文豪并推广他的作品，“星期一”协会于2月8日在上海公共租界一家剧院举办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开幕式上，谢韦尔内亲自诵读了自己的随笔《普希金生活逸事》，之后《话语》出版社全文刊发这篇随笔。2月10日，上海举办普希金塑像揭幕仪式，谢韦尔内出席并发表了演讲。

　　那段时间里，上海一下子陷入“普希金热”，所有文艺团体都在谈论这位大师，而谢韦尔内正是这些活动的“第一提琴手”。有人在报纸上质疑普希金的私德，认为他为了女人（指冈察洛娃）争风吃醋，导致在决斗中被宪兵队长丹特斯打死，谢韦尔内立即在《星期一》杂志上予以回击，指出所谓“决斗”其实是沙皇策划的阴谋，原因是普希金的作品反映下层人民的苦难，讴歌革命者的牺牲精神，令统治者如芒在背。这场论战使谢韦尔内成为公众人物，“赫拉姆”协会干脆把2月17日命名为“谢韦尔内日”，这是驻沪俄国文艺社团首次用某人的名字来命名某一天。正是在这一天，上海剧院上演了改编自谢韦尔内作品的抒情短剧《普希金的保姆》，主角是在上海红极一时的白俄演员维拉·帕诺娃，由于道具、服装和剧情都十分到位，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一年，上海《话语》出版社出版了谢韦尔内的中篇小说《斜视的圣母玛丽亚》，这是关于普希金和爱妻冈察洛娃的小说。作家维列萨耶夫解释，冈察洛娃从小有一点斜视的习惯，所以普希金充满爱意地称她是“斜视的圣母玛丽亚”。

　　谢韦尔内在上海热情传播普希金作品，受到了广泛认可，苏联文学家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列里赫院士后来在与他的通信中写道：“你是如此仔细、热切地描述了普希金……这需要真正的天赋，才能让你刻画的人物形象在中国读者心目中变得完美。”

谢韦尔内1937年出版的中篇小说《中国瓷匠在摇头》封面

　　四、中国艺术界的“挚友”

　　谢韦尔内不仅积极把普希金乃至俄国文学介绍给中国人，也渴望了解和传播中国文化。1937年，上海《话语》出版社推出了谢韦尔内的中篇小说《中国瓷匠在摇头》，这是一部带有神话色彩的小说，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在革命思潮冲击下的变迁。1938年，谢韦尔内发表长篇小说《女人》，讲述一位中国女性追寻幸福的故事。

　　谢韦尔内与当时中国的许多文化名人交往频繁，一方面他想更多了解中国社会的状况，另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也想通过他了解西方社会，特别是俄国革命的情况。在谢韦尔内所交往的人中，鲁迅可能是最亲密的一位，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的创作却深受俄国文学影响，从他的讽刺艺术、刻画小人物的手法和探寻人道主义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果戈理、契诃夫和托尔斯泰的影子，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重点介绍了俄国诗人普希金，称他为“压迫之下的爱国诗人”，“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出于对普希金的共同敬仰，鲁迅与谢韦尔内交往颇深，用谢韦尔内之子阿尔谢尼的话说，父亲与鲁迅经常促膝长谈，讨论各种时事，“形成一种不可亵渎的友谊”。除了鲁迅，谢韦尔内与京剧大师梅兰芳也是好朋友。梅兰芳在上海法租界有宅院，与谢韦尔内的住宅相距不远，这为他们的交流提供了便利。

　　另外，谢韦尔内还与上海著名画家林风眠保持了多年友谊。他们都出生于1900年，林风眠于1918年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在巴黎美术学院和各大博物馆研习美术，在艺术上具有很深的造诣，为中西文化的融合作出了较大贡献。他与谢韦尔内的交往称得上“各取所长”，两人的友谊不仅在日常生活中留下深深印迹，也对各自的创作有着较大影响。

谢韦尔内在上海的30年间出版了18部小说和文集

　　五、思想转变，叶落归根

　　比创作更活跃的是谢韦尔内的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理解了俄国人民为什么会选择苏维埃政权，为什么有成千上万的人愿意为革命牺牲生命。这位昔日的白卫军官、曾发誓为父亲复仇的人逐渐变得“亲苏”了。随着年岁的增长，谢韦尔内患上了强烈的“思乡病”，但妻子塔玛拉担心他曾担任白卫军官的经历会是难以抹去的历史污点。

　　谢韦尔内一家的两个命运转折点分别出现在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结束和1949年新中国诞生之后。从1945年起，谢韦尔内先是尝试恢复苏联国民身份，接着申请加入“上海苏联公民协会”，没想到很快得到满足。1948年，苏联驻上海商务代表处邀请谢韦尔内当顾问，接着为上海的苏联报纸《新生活》当编辑。1954年夏，经过深思熟虑后，谢韦尔内和家人决定接受苏联政府颁发的回国许可证，离开上海。

　　谢韦尔内一家回到了南乌拉尔，定居在奥伦堡。他希望继续拿起笔来写作，但又顾虑自己的白卫军历史，于是给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写信，试探能否发表作品。让他吃惊的是，莫洛托夫很快作出回应，两周后，奥伦堡市政府安排谢韦尔内进入当地一家出版社担任编辑，为他的写作提供便利。

　　多年后，谢韦尔内一家搬到波多利斯克，离莫斯科更近了。回国后，他创作了童话《从科西瓦河来的老熊》，出版了自己的旧作《乌拉尔的老故事》，并加入了苏联作家协会。最让谢韦尔内欣慰的是，1981年，他早年创作的小说《冰笑》在苏联出版，这毕竟是一部描述白卫军悲剧的作品，此后不久，谢韦尔内于12月12日去世。

谢韦尔内儿子阿尔谢尼介绍父亲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