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天华：中国的财政史要由中国人研究

　　原标题：黄天华：中国的财政史一定要由中国人研究

图片说明：在上海财经大学，黄天华教授正在本科生上思政课。

图片说明：黄天华教授正在图书馆里做研究。

　　东方网记者刘晓晶5月16日报道：23年，500万字，30年，坚守最初的梦想……上海财经大学的黄天华教授做到了。

　　从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小伙，到现在两鬓斑白开始步入老年，因为兴趣，源于责任，黄天华耗尽了一生的精力、时间、资金，在书房里踏踏实实、默默无闻地去完成“中国人的财政史一定要由中国人研究的承诺。”

　　“哪怕倾家荡产，这条路我走定了！”

　　“现在想想，那时的我真是有些不知天高地厚。”回想起自己选择财政专业的缘由，黄天华竟有些胆战。

　　1978年，黄天华进入上海财经大学财政金融系财政专业学习。第一节财政专业课，苏挺老师说，“有关财政起源问题，前苏联从1935年一直争论到现在（即1979年），财政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还是没有结论，同学们如果有兴趣可以研究一下。”当时老师的这一句话，引起了他的兴趣。

　　黄天华说，老师的一句提点，引发了他探索学问的浓厚兴趣，在大学四年里，他刻苦学习，努力想要解答这个问题。

　　“幸运的是，我的大学毕业论文《论原始财政》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年轻的我觉得，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很受鼓舞。所以我继续研究，连续发表了《二论原始财政》、《三论原始财政》、《四论原始财政》，后来又刊发了《论中国农业税起源》、《论中国关税起源》、《论中国商税起源》、《论中国盐税起源》等文章，梳理了中国财政及制度起源的整个过程，获得了学术界较高的评价。”黄天华说，当时的研究工作有了一点成绩，使得兴趣越来越高。

　　1982年，黄天华考取了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制度史研究生，师从于对他一生影响很深的马大英教授。有一天，马大英对他说：“中国财政制度史的研究，西方发达国家走在我们的前面，并远远超过了我们！”

　　“当时，我听了颇为震惊，中国财政问题的研究主导权怎么会执掌在外国人手里？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不管花费多大代价，一定要把中国财政制度演变的历史研究清楚。”后来，黄天华才逐渐知道，研究中国宋代财政经济的中心在巴黎、东京；而研究中国前清、后清、北洋、国民政府时期的财政经济的文献史料，几乎绝大部分都存于美国。

　　“马老师接着说，‘研究中国财政史，这是一条非常艰难的路，如果你想好了，就一定要走到底。’”黄天华说，自己当时兴趣正浓，同时也为“史料往往存于海外”的现状震惊，所以毫不犹豫的回答：“马老师，您放心，我哪怕倾家荡产，头破血流，这条路我走定了”。

　　黄天华说，自己也没想到，为了这一句承诺，自己付出了一生的心血来履行。“如果一开始是因为兴趣，后来的几十年则是因为责任，我实在是无法释怀，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必须为我的祖国做点什么！”

　　他正在出版的多卷本《中国财政制度史》著作的扉页上就醒目的写着：“谨以此书献给正在走向繁荣昌盛的祖国。”

图片说明：在上海财经大学，黄天华教授正在本科生上思政课。

　　“希望执着坚持的学生们，能够继续坚守”

　　从年轻气盛之时作出承诺到如今，这一路，黄天华竟走了30年。

　　1984年，黄天华回到上海财经大学任教，从事财政史研究，探索领域主要就是中国财政制度史和税收制度史。

　　“也就在1984年，我为自己做了一个规划，我想用30年时间，研究包括中国税收制度史和中国财政制度史，同时融合军费制度史、官俸制度史、社会保障史、专卖制度史以及宗教与财政关系史。”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条路实在太艰辛了。

　　首先，“这是一个只有支出，没有收入的研究领域。”黄天华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飞速的发展，生活的节奏显著地加快了，应用学科生气勃勃。而史学研究的不景气则是一个非常客观的现象，其招生低迷，上课、讲座等，学生稀稀落落。经济制度史、财政制度史等专业史更是每况愈下。

　　其次，财政制度史研究的时间周期比较长，十年、二十年都有可能，所以在高校根本不可能作为课题立项，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经费可资助，因此，该项研究经费必须自己掏腰包。

　　再者，财政制度史的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几十个专业领域，诸如军费、官俸、皇室财政、文化教育、公共工程、公共事业、邮驿、漕运、宗教、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等等。所需要的史料几乎要穷尽中国所有的古代典籍，甚至包括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哲学等资料。

　　最后，要完成该项研究，还需要较长的整块时间，系统的梳理，细致的分类，严密的概括等。但是，为了能够在高校生存下来，一方面，整体的研究必须持续下去，另一方面，他必须要抽出时间做一些零碎的研究，以完成作为讲师、副教授、教授的短期考核目标。在时间、空间、科研以及资金的多重压力下，黄天华甚至有些绝望的发现，自己当时设定的目标，几乎不可能完成了。

　　2005年，黄天华历时8年总算完成了《中国税收制度史》的编撰工作，却在出版时遇到了瓶颈：为了收集史料，他几乎耗尽了家庭积蓄；而即便出版社给予了不少的优惠，还需要他自己掏出8万元。

　　“当时我快要崩溃了，所幸后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王艳老师的相助，这本书终于在2006年底出版。”（该著作不仅被新闻出版总署列入《国家“十一五”重点书籍出版规划》、国家教委《“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同时也于2008年获得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黄天华说，《中国税收制度史》算是一个坎，出版以后，他的研究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认可，“至此，我算是养得活自己了。”

　　目前，他刚刚完成了长达21年的《中国财政制度史》的研究工作。这本书，几乎等于他的一切。黄天华说，21年中，我就是每年从大年初一干到三十晚上，单就这部书的资料费，陆陆续续累计就高达19万元。“最狼狈的一次，我去北京图书馆、财政部科研所寻找研究资料，为了尽可能少花钱，住在50元一晚的火车站招待所；我的学生见状，实在不忍，把我送到一个普通招待所，我看到一晚价格200多元的时候，心在滴血，却无法责怪善良的学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黄天华面临的困境还有身体的每况愈下：《中国财政制度史》写到一半的时候，他患上了心脏病，医院建议做搭桥手术，但要花１年的时间治疗与调理。当时，黄天华觉得过于奢侈，没有听从医生的建议。后来，又陆陆续续患上支气管破裂、腰椎间盘突出等疾病。

　　“在完成《中国财政制度史》的第二天，我开始咯血了，那是我就知道，我年轻时的计划，最终是无法全部完成了。”黄天华充满遗憾地说。

　　当然，黄天华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自己的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也是一个师者最质朴的愿望。

　　“我国需要有懂得财政的人才去研究军费、专卖、官俸等领域，而现在实在是太缺乏这类人才了。”黄天华说，“我只是一个守望者，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没有精力再去坚持，但是我希望执着坚持的学生们，能够继续坚守。”黄天华说，自己目前能做的，就是尽量为想要从事财政制度史研究的学生铺路，尽量帮助他们坚守下去。

图片说明：在上海财经大学，黄天华教授正在本科生上思政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