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悲鸿精神 发展美术事业

2017-06-29 17:53:20|来源:国际在线|编辑:彭丽 |责编:刘征宇

  1995年7月19日,是我国杰出的艺术大师徐悲鸿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原中国美协副主席王琦先生代表中国美协发表重要讲话,表达对一代宗师的缅怀纪念之情。

  在中国美术发展的历史上,徐悲鸿的名字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徐悲鸿是一位杰出的绘画艺术家,又是一位彻底的爱国主义者,他毕生为弘扬民族文化、寻求中国美术变革的正确道路而奋斗不已。百年来尤其是近数十年来,中国美术之所以取得如此光辉的成就,是与徐悲鸿和其他老一辈美术家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先驱者筚路蓝缕的开拓之功,将永远为后代所铭记。

  20世纪的中国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中国社会艰难却是坚决地从传统走向现代,中国的艺术家为实现中国艺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高举“民主”和“科学”大旗,向传统旧文化进行猛烈的冲击。走在新文化运动队伍中的徐悲鸿,提出了改革中国画的正确主张。徐悲鸿对于中国传统绘画也一直坚持正确的选择态度。对传统绘画中的精华,他历来认为是民族文化的瑰宝而应发扬光大。他主张引进西方绘画来改革中国绘画,但对西方绘画他从没有采取盲从和全盘接受的态度。他曾经明确地指出“古法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可采入者融之”,这是徐悲鸿1919年在《中国画改良论》一文中所提出的主张。终其一生,他都坚持这一立场,在艺术实践中作出巨大的成绩,在美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徐悲鸿是一位有着深厚传统文化修养的艺术家,他没有故步自封、抱残守缺,而是站在中国艺术家的立场,积极向世界优秀的文化艺术学习。他的视野是开阔的,胸襟是博大的。徐悲鸿在欧洲留学多年,他一面接受西方美术严格的训练,一面悉心观摩和研究西方不同时代的艺术杰作,进行分析和比较。中西兼通的文化修养,既为徐悲鸿攀登艺术高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使他明确和坚定了如何变革中国美术的信念。

  徐悲鸿始终如一地坚持现实主义的艺术道路,他注重学习西方绘画的素描和写生,提倡师法造化,反对机械地摹仿古人,将西方绘画的写实手法与中国古代画论“师造化”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他主张“艺术家应与科学家同样有求真的精神”,强调艺术家追求真理、研究人生的态度。徐悲鸿所主张的现实主义,不只是用写实的手法描摹客观对象,而是具有更加广阔的深刻的思考现实、关注人生的内涵。联系他认为艺术造型要“惟炒惟肖”的主张,与中国传统画论关于“形似”、“神似”与“形神兼备”的观点是一致的。徐悲鸿的现实主义艺术观点,强调艺术真、善、美的统一,这是他对于现实主义美术理论的重要贡献。

  现实主义美术是20世纪中国美术的主流,这是中国社会客观条件和历史文化环境的必然选择。徐悲鸿提倡现实主义美术,为中国美术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关切现实和人生的艺术。写实的手法适合人民大众的文化心理和审美习惯,那种怪诞的、丑恶的“艺术”难以为人民大众接受,从而失去了依存的基础。历史发展的事实,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真理。徐悲鸿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当自己的祖国和同胞处于水深火热的时候,他不可能去追求那种脱离现实和人民的“艺术”。从他的作品中所表现的主题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正直的、爱国的艺术家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从“悲天悯人”到“人定胜天”,从抒发人道主义的情怀到讴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解放斗争的胜利,徐悲鸿的作品是艺术家思想不断向前发展、与时代同步的生动体现。

  徐悲鸿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中国画、油画和素描作品,为祖国留下了一笔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他在欧洲留学期间,悉心研究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艺术,学习前辈大师的绘画技法,创作了不少技巧娴熟、内容生动的油画和素描。1927年他回国以后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徐悲鸿创作了油画《田横五百士》、《徯我后》和中国画《九方皋》等作品。这些以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巨构,寄托了画家对于社会现实的感慨,抒发了画家崇尚正义追求光明的思想情怀。《田横五百士》以历史题材表现当时的仁人志士不向权势屈服的崇高品德和情操。《徯我后》取材于《尚书·商书》中《徯我后,后来其苏》篇,画农村苦旱,赤地千里,人民盼望甘霖早日降临。它隐喻老百姓期盼英明的领袖将他们从痛苦中解放出来的心情,反映出画家对苦难同胞的深切同情。

  抗日战争期间,徐悲鸿创作了大量的中国画。《愚公移山》取材于家喻户晓的古代寓言。画家用愚公移山的故事表现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坚韧不拨,坚决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信念,从内容到形式都达到很高的水平,成为画家的主要代表作之一。晚年徐悲鸿的绘画创作,继续坚持“师法造化,寻求真理”的艺术主张,他给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美术创作极高的评价。认识到自己以往艺术创作的不足,承认“我虽提倡写实主义20余年,但未能接近大众。”他严格要求自己,抱病深入民众生活,表现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和革命领袖,努力开拓崭新的创作领域,表现出一位严肃真诚的艺术家不断前进和奋斗的可贵精神。

  徐悲鸿创作了大量以动物为题材的中国画,他画的飞禽走兽,造型精炼,生动传神。作品的构图和笔墨、色彩,既有传统中国绘画的艺术特色,又融汇了西方绘画注重素描的写实功力。他的中国画作品文质相兼,雅俗共赏,多有作者主观感情思想的寄托,针对现实,发人深省。他画长征的奔马、在风雨中引吭高啼的雄鸡、奋起的雄狮、威武的灵鹫、逆风的小雀,表达了艺术家对中华民族坚韧不拨精神的赞颂和奋起觉醒的热切期望。作品以前所未有的独创形式来表现意义深刻的主题,成功地实现了他革新中国绘画的夙愿。

  徐悲鸿不仅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美术创作家,更是一位杰出的美术教育家。他曾经多次说过,美术教育是他第一位的工作,创作活动则居第二位。他深深地理解美术事业是整个民族、整个社会的事业,发展新美术事业需要象“愚公移山”那样的精神,通过几代人持续不断的努力,方能有所成就。

  自1917年他应聘担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开始,先后任上海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等职。抗战期间他除提任中央大学教授以外,还筹办了中国美术学院。抗战胜利以后,徐悲鸿担任国立北平艺专校长。新中国成立以后,徐悲鸿担任中央美术学院第一任院长。他一生致力于美术教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明确的教学主张和办学方法。他积极引进了西方近现代的美术教育体制,又结合中国的国情予以改造。他强调教学方法的科学性,重视绘画基本技法的训练,更要求学生不仅要专业基础深厚,还要知识面广阔,文化修养丰富,具有完美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他爱才如渴,因材施教,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很有成就的美术家,成为新中国美术事业的中坚力量。

  徐悲鸿尊重同道,奖掖后时,不为门户派别所囿,对许多有成就的美术家和有培养前途的艺术青年总是由衷地赏识、刻意地爱护,不遗余力地扶植和提拔。早在30年代,他便重视当时尚被认为“卑俗”的民间艺术,撰文称赞过“泥人张”。他写文章赞扬陈志农的剪纸艺术,还曾对司徒乔和王悦之的绘画作过很高的评价。1942年在重庆举行的“全国木刻展”,他撰文热情地宣称,木刻家古元是中国艺术界一卓绝之天才。1949年他对画家邵宇的素描组画《土地》和王式廓的版画《改造二喀子》又给以充分的肯定和鼓励。至于对自己的门人如吴作人、吕斯百、艾中信、冯法祀、刘勃舒等画家的指导和培养,更是留下了许多感人的事迹,这里不及一一叙述。“教书育人”正是徐悲鸿教育思想和他的崇高品德的充分体现。

  我国自古以来便强调艺术家“人品”与“画品”的统一。徐悲鸿便是“人品”与“画品”高度统一的典范。徐悲鸿来自农村,家境贫困,为人耿直,治学勤奋,少年求学的艰苦生活,使他对于社会现实、对于人生道路有了比较深刻和明确的认识。在旧时代徐悲鸿用“独特偏见,一意孤行”来表明他的处世治学态度,意为坚持自己的主张,不受任何外界的干扰。对于自己的人格操守和艺术主张,徐悲鸿的确做到了坚定不移、不同流合污、不左右摇摆、愤世嫉俗、洁身自好。

  抗日战争期间,徐悲鸿积极投身救亡运动,创作了不少关心民族危亡、歌颂正义战争的作品。他还多次赴印度和东南亚等地举办画展,将售画所获捐赠抗战将士、赈济战区灾区。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徐悲鸿积极参加民主运动,1945年他在重庆由郭沫若领衔的《文化界对局进言》上勇敢地签上自己的名字。1946年徐悲鸿在北平组织美术作家协会,领导进步美术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徐悲鸿不顾疾病缠身,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作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一任主席,他为新中国美术建设作出了巨大的共享。徐悲鸿在晚年常用鲁迅的警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来鞭策自己,用实际行动体现了鲁迅所说的“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的严格要求。

  徐悲鸿以他辉煌的艺术成就与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美术活动赢得了巨大的声誉。30年代他曾携带大量中国绘画作品前往欧洲各国展出,传播祖国文化,展示现代中国美术的风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多次访问印度和东南亚各地,举办个人画展,得到了国际各界人士的极高评价。徐悲鸿的名字已经与现代中国美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徐悲鸿的艺术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在中国,党和人民给予徐悲鸿以崇高的荣誉。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对徐悲鸿的艺术有过很高的评价。周总理还亲自为徐悲鸿纪念馆书写“悲鸿故居”四个大宇。徐悲鸿先生逝世已经40多年,人民仍然怀念着他。在中国,徐悲鸿的名字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们热爱他的作品,没有忘记他为广大人民所作的不朽贡献。

  (编者注:作者王琦,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此文为其“在徐悲鸿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编者稍作修改,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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